过去几十年，和许多农民一样，纪彦峰和家人把离开农村当做成功的重要标志。他们成功了，可在纪彦峰的诗《我们村是怎么没的》里，那成功还有另一面。
大哥出门去干建筑，嫂子给工地做饭，
孩子在市里上学。
二哥考大学去了北京，二嫂是山东的。
妹妹嫁给了粉刷工，住在了县城。
后来，爷爷死了，埋了爷爷。
52只羊，卖了！1头牛，卖了！
葬礼上把1头猪杀了。吃了！
牛圈羊圈都塌了。地没人种，荒了！
再后来，奶奶也死了，埋了奶奶。
葬礼上把鸡都杀了，鸡蛋，吃了！鸡窝塌了。
大黄狗，送人！大狸猫，去流浪了。
大哥在市里，给孩子攒大学学费。
妹妹和妹夫筹措买房首付。
二哥的小孩需要人照看，父亲退休后
父母一起去北京带小孩，父亲在小区口摆地摊。
土豆卖了！黄豆卖了！玉米卖了！
谷子碾成米，卖了！向日葵榨成油，卖了！
被褥衣服，运到北京！锅碗瓢盆家具，送人！
一场雨后，院子里长出荒草。
菜地的篱笆，倒了。窗户纸让大风刮干净了。
又一场雨后，山洪冲进烟囱，冲垮了灶台。
爷爷奶奶的坟头，荒草一茬接一茬疯长。
偌大的山，山下偌大的村庄，
只剩下两孔窑洞，像两只深陷的眼睛，
黑洞洞地盯着村口。
只剩下村口弯曲坎坷的路，蜿蜒向远方……
最开始，纪彦峰对家的概念没那么强烈。他从小就不断地挪窝，由于父亲是小学老师，频繁的工作调动，使得纪彦峰上了4所小学，村里、镇上、乡里，每一次，都是住在学校给父亲安排的临时住所里。初中住了两年校后，父母终于在镇上安了家。一年后，纪彦峰去了子长县城读高中，从这时起，家就变成了一个回去探望的地方。
再后来，爱好文学的纪彦峰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大学。家里并不富裕，虽然他很想成为大学老师，但身为长子，他不可能继续读研读博。毕业后去找一份赚钱的工作，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于是他抓住了一个校园招聘的机会，来到山东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几年下来，有了一定积蓄，在淄博市贷款买了一套房子。2007年年底，他搬进了这套房子，结了婚。
2010年，公司在北京找了个项目，纪彦峰被调到北京，他想在北京扎下根来。他已经过了30岁，也到了要孩子的时候了。
2012年，他买下了自己所在房产公司在郊区开发的楼盘，付了首付。春节之后，纪彦峰回了一趟山东，出租了那套已经没人居住的公寓，变卖房子里几乎所有东西，只有几百册书，封存在地下室里。
这是他经历的第3次变卖家当了，只是这一次，不是在陕北农村老家，而是城市里。虽然不用卖粮食，不用杀猪，但同样的场景让纪彦峰感觉空落落的。
“我为什么对家这么在意……我真的没有家。”纪彦峰念叨着。
“现在国外、港澳台、大城市基本咱也都去过，但现在做梦还是小时候爬过的那个山，小时候放牛放驴去过的地方，山山水水，全是老家。山东待了六七年，从来没梦到。”
从小，父亲就告诉他一定要走出大山。陕北自然环境恶劣，村里人只能靠天吃饭，作为小学老师的父亲，知道窝在村里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从有意识起，纪彦峰就想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想走出去。
这些年，亲戚们都成功地“抛弃”了村子。
1962年出生的二爸是家里最早出去的人。
父亲说，等我妹妹嫁出去了，一定回老家去。“我觉得这不可能，连奶奶都没做到。”
只有父亲总念叨着要回老家。为了给二爸帮忙，父亲在学校办了内退。父母几年前搬到延安市，在农贸市场开了个以卖面皮为主的主食摊子，但这几年做得并没有什么热情。父亲在城市里没有朋友，父亲的青春、工作都是在村里度过的，在延安，他过得不舒服。
父亲留在城市里的最大原因，就是妹妹。高考前夕，由于学业压力过大，纪彦峰的妹妹患上抑郁症。之后这几年，父亲带着妹妹去延安、西安、北京治病。父亲希望，等妹妹病好以后嫁人了，他就回老家。可说到回农村，纪彦峰认为这不现实，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
纪彦峰的老家在陕西子长县南沟岔镇南家焉村，如今只剩10来户人家，不到30人。20多年前，村里有40多户，200多人。
春节回老家时，又走了一两户人家。没有新的人回来，人往外走，老人死掉了，小孩长大出去挣钱。
在陕北农村，很多人回老家，只是意味着上坟。
纪彦峰特别羡慕生在城乡结合部的人，不用背井离乡，就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他更希望城乡能够均衡发展，不要把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可城乡二元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裂缝，只能更多靠那些走出农村的人，用自己的肉身去填补。
城里的压力从不分辨任何人的出身，在偌大的北京城，纪彦峰和所有人一样，要考虑房子、车子、工作，以后也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他计划将来把父母接到北京，父亲有退休工资，母亲没有，母亲在老家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可如果在北京生了病，还需要自己掏钱。跨地域的医疗保险，还在政府手里攻坚。不太遥远的将来，是一个巨大而叵测的黑洞。
纪彦峰有个侄子也在北京，一年也见不了一两次。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