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分直通悟性，一个人的聪明常表现在他拥有过人的悟性上。
极致的天分总是没有竞争者的，他们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人，故只能独行天下。
天分寓于兴趣之中。一个人的稳衡兴趣之所在，常常蕴涵着他的内在天赋。
“齐一化”乃是发挥天分之最大克星！国人惯于趋同，无论干什么事最后都会追风附流，归拢为千篇一律的统一模式。
“齐一化”之下，我们培养出的青年学生多是些迷失专爱、失去方向的人：没有学科兴趣，没有探究热忱，没有专业志向，没有创造精神，而且完全不知自己的天分所在，一切只为着考试得高分，并按照成绩分阶落座，选择相应等级的学校。大家一致瞄准的还都是将来待遇优厚的热门职业。
“齐一”误国！只需从教育、科学各举一问，便可一叶知秋。
其一，共和国已是60初度，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涌现出一位我们自行培养的学问大师？
其二，60年来为什么还没有得过一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我们每年都要招收培养上百万大学生、数万名博士生。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可谓多如牛毛，留洋归来者如过江之鲫，教授博导多如河滩卵石。相比之下，建国前的留洋生该是何等的凤毛麟角，但以前在各行各业大都能脱颖而出令同行诚服，让世界承认的学问大家、学界泰斗、艺术大师。60年过去了，强盛的共和国，庞大的教育规模，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家族昌盛、人丁兴旺，超过立国以前几十倍。然而，怎么未见同等量级的大师出现呢？
思想史学者何兆武教授曾振聋发聩地指出——大师是“自由”出来的！先生早年人读西南联合大学。这个学校最对他胃口的就是选课自由。原本考入土木工程的何先生在西南联大一共读了4个专业：本科是土木、历史，研究生是哲学、外文。当时的西南联大真可谓大师云集，河汉灿烂。聘有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冯友兰、金岳霖、沈从文、钱书、朱自清、陈省身、华罗庚等著名教授，选修这些大家的课程令其终生难忘。这种文理兼修的求学生涯也确实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何先生坦言，他一生对大部分事情都能忍耐，唯独不能忍耐“不自由”！正是自由的读书与独立的思考成就了他毕生的事业。他的校友邹承鲁院士也曾说过：西南联大之所以出了那么多大师，原因就在“自由”2字上。可见，学术自由乃是滋育大师的温润沃土。
按照世界一般规律，立国三十年左右就会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我们如今立国业已60年，经济连年持续高速发展，GDP已人世界三甲，我国的科学论文就数量而言早就是世界领先；我国的博士数量也早已超过美国，我们载人航天飞行已经成功，探月工程已初步实现，原子弹、核潜艇也都有了。为什么至今连一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都没有得到？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教育与科研制度尚不足以让每一个人充分发挥天分。没有求知欲的学习，没有探究欲的研究，其嚼蜡滋味可知。何以如此，只要将今天的学子、学者与60年前的学人直接比较，便可一目了然。我们在学习、研究上拥有的自主权比以前是多了还是少了？享有的自由度比他们是大了还是小了？我们的天分是充分发挥了还是受到抑制了？看看大师们的过去，比比今天的，我们，回顾我们的全部受教育历程，我们定会有所悟得。为人父母者当中未必没有明白人，但明明知晓孩子的天分所在却不敢使用，在教育大环境的严峻催迫下不得不搁置天分，从众随大流。呜呼，藏起金饭碗，争捧统一定制的泥饭盆乃是当今最大悲剧，答案当从教育制度求之。
每个人充分发挥天分之日，即是民族真正崛起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