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GDP竞速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我们在2005年超过了英国，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第二季度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全世界GDP第二名。
我们开心，因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们有些不开心，因为人和人也拉开了差距。这就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纠结：国家与国家差距缩小，人和人差距却被拉大了。
这种纠结对于国家，是为十大纠结：纠结于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纠结于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纠结于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纠结于开发力度与环境保护，纠结于资源垄断与市场开放，纠结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纠结于中国制造与创意立国，纠结于西方价值与传统文化，纠结于外交战略与国际压力，纠结于功利的现世与持续的未来。
这种纠结对于个人，也是十大纠结：纠结于快节奏与慢生活，纠结于拜金与仇富，纠结于攀比与知足，纠结于家庭与事业，纠结于物欲与爱情，纠结于梦想与生存，纠结于金钱与幸福，纠结于物质化的友谊与理想化的纯真，纠结于一线城市的成功学与二线城市的安居梦，纠结于价值迷失与身份焦虑。
事实上，除开GDP排世界第二，中国还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马球衣销量排第二，结核病耐药率全球排第二，税收负担排第二，超级计算机性能排第二，人体器官移植数排第二……
中国人没有外国人想象中激动。至少，中国人面对GDP的纠结，早已有正确的共识：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贫富困惑与身份焦虑
有人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这4元堪称中国工薪族的魔幻现实主义。
有评论分析中国人收入现状，引用了两份报告——一是北京政协主席会议上一份调研报告，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二是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薪水成为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成本，广州要128万、杭州要178。2万、上海要200。82万、北京要202。8万、深圳要208万。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有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
成年人在焦虑自己是社会名流、伪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焦虑则传递给下一代，成为“富二代”与“穷二代”的身份焦虑。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想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GDP增长是解决贫富分化的前提。“没有GDP就是穷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块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决好分配，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个轻重，不要看错了，以为公平是第一，那是穷平等。”
“穷爸爸”好还是“富爸爸”好
一个爸爸说贪财乃万恶之源，弓一个爸爸说贫困是万恶之本。一个爸爸努力存钱，一个爸爸不断地投资；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并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爸爸言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一个爸爸兑顺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个爸彗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
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描述了两种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们经历的社会环境比做爸爸，这与中国30年的观念之变何其相似。祖国已是“富爸爸”，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富二代。
当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围观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也许亦怀有“捧杀”的想法——《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联合早报》说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个从未享有过的地位。《朝日新闻》说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金融时报》说世界将会适应一种新方式。
“赶超”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1957年，中国就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然后终于在1995年实现了目标。但这次，中国人对GDP排名世界第二，则是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骄傲的GDP它噌噌地长啊，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是网络流行歌《郑钱花》的歌词，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家的态度。
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毕竟，有的GDP，我们是应该拒绝的——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曾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关于GDP的一切纠结与反省，或许皆能让我们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为让公民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