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海，那是个5岁孩童都知道的地方；说起上海人，又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记得我年轻那会儿，讲究个“三转一响”，还得是上海货：自行车要“永久”、“凤凰”，手表要“上海”，缝纫机要“蝴蝶”，收音机要“红灯”。光这还不算，进而连座钟也要“555”、球鞋要“回力”、钢笔要“英雄”、相机要“海鸥”、电扇要“华生”……照说天津“飞鸽”自行车并不亚于上海车，可人们偏认上海货，没辙！
再说上海人的家，你随便走进一家瞧瞧：不分贫富、宽窄，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个花架、一个角柜都安放得恰到好处；你轻易移动一件试试看，不破坏了室内“整体美”才怪！到上海人家中做客，你看他（不是她）烧的菜，数量不多，但绝对有“品相”。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上海人的衣着，可谓集时尚、美观、得体于一身。那颜色讲求个上下装小对比，肥瘦误差叫你肉眼瞧不出来，仿佛那衣裤不是商店买来的、而是裁缝店大师傅量体裁衣定制出来的。即便在那“兴无灭资”的火红年代，上海人也能在“革命化”和“个性化”之间找到最佳平衡，“文革”前上海男人的冬装是：上身一件宽大的本装棉衣，配一羊毛大围巾，下身一条极瘦极挺的深色包屁股西裤，脚踏一双油光灿亮的火箭头皮鞋，再加上那特有的言行举止。他就是钻到人窝窝里，也能被一眼认出：“这是上海人！”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我就认识一位上海师傅，姓王，名玉生，身似铁塔，声若洪钟，性情豪爽，四方脸膛上长着毛蓬蓬的大胡子，人称“王大胡子”。可就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众人偏偏说他“不像上海人！”
在南京路欣赏街头舞蹈是种享受：小乐队是夏威夷式的，一曲奏响，人们翩跹起舞，瞧那神态，讲究的是摩登，追求的是品位。在永安公司旁，我见到一位女士在跳《白毛女》中的一段独舞，那气质、舞姿，与舞台上的专业舞蹈家一般无二，要不是身置其境，怎么也不会相信这竟然是街头舞蹈。
坐落在人民广场上的上海市委、市府大楼或许也值得一提。别看它不起眼，可不起眼中自有“起眼”处：一是它不设台阶，大厅与马路基本处在同一平面上，彼此互望呈平视状，而不像我们许多市府、区府乃至县府、镇府大楼，台阶高筑，百姓仰望；二是牌子挂得不一样：左首挂“人大”，右首挂市府，一向稳挂头牌的市委被挪到了“人大”后边……
要说不愉快的经历，倒是遇到过两次，只不知这算不算是上海人的“排外”。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一次出差途经上海，下火车时已经天黑，正为找旅馆犯愁，只见一年轻瘦子手上晃着个牌牌，笑容可掬地招呼旅客到他那儿去住，说是“又近又便宜”，没容我细想便被他半推半哄连同众人塞入一破旧大篷车。破车一上路便发疯似的颠了半个多钟头，由你怎么发问，瘦子只回说“快到了，就在前面”。眼见不对劲儿，一车人正待发作，但听“嘎吱”一声，破车停在一小旅馆前。一车人进了门迎面便是地道，瘦子领路，七拐八拐好不容易拐到尽头，众人抬头一看，却见门洞上方大书《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方知乃一防空洞。众人只叫得苦，再寻那瘦子时，人影儿都不见了……这一晚睡的是大通铺，被子单薄且潮湿阴冷，正哆嗦间无意中见到对面墙上贴有毛主席《七律》：“……梅花喜欢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与我一块上当的包括见多识广的北京人和精明过人的广东人，全应了《水浒》里孙二娘那句话：“由你精似鬼，照吃洗脚水”。众人恨死那瘦子了，后经指点，方知瘦子那号人，本地人泛称“小赤佬”。
还有一次，在上海坐三轮，那天正逢阴雨，车夫用篷布将我遮了个严严实实，坐在里面倒也惬意。早就听人说在上海坐三轮要留神“弯弯绕”——目的地近在眼前，他能给你绕到天边。这一路我光顾防他绕了，结果他却没绕，倒是上坡时三轮后面的帆布小窗帘忽地被掀开，伸入一张娃娃脸，大呼一声“老乡！”随即缩回跑开。我着实吃了一吓，追望过去，恶作剧者乳臭未干，分明又是个小“小赤佬”。
哈哈，说不尽的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