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们筹了一些钱，大概是1800万这样一个数字，想为基层的乡村学校办一点事。我们走了236个乡村学校，发现为乡村学校做慈善特别简单，因为省钱。办世博会7000块办不下来，但是为一个乡村学校解决困难，这个钱就够了，你可以把它的水泥黑板换成玻璃黑板，你可以给学校买十盒彩色粉笔。孩子们从来不知道粉笔还有彩色的，几千块就可以翻天覆地了。
这期间我接触了很多乡村教师和乡村孩子们，我觉得内心受到了深深的刺痛。
我们“长征”的时候正在举行世界杯，队员们每天都在跟我说：“崔老师能不能找一个有电视信号的地方，今天晚上有一场重要的比赛。”我们就到一个乡村学校，带了足球、篮球、排球，拿着足球就问孩子：“你们知道现在正在举行世界杯吗？”孩子们一脸茫然。我又问：“你们知道什么叫足球吗？”他们还是一脸茫然。按说这个省不穷，这个省的电视台一直在办选秀比赛，但是孩子们却不知道足球。我给孩子们做示范，把足球放在一个位置，往后退了两步，飞起一脚，就把足球踢到牛圈里面去了，那个足球沾了很多的牛屎。因为还要让孩子们接着玩，我就把足球拿到水边洗干净，摆在那儿让孩子们踢。孩子们排着队来踢，每个孩子踢完一脚后，都条件反射般地把足球拿到水边洗一遍，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足球的规则。
那天我流泪了。我说我们离得不远，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我们少看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都会觉得特别辛酸和遗憾。可是这些孩子连足球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叫什么公平？这个社会能和谐吗？
如果你有出国旅游的机会，我建议你去不丹，那个国家很小，但是非常和谐。它的GDP，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GDP，在国际上都排不上名次，但是它的国民幸福指数比美国还高八位。所以我觉得和谐与幸福也许和GDP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人均收入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重要的是人性。
我记得我去西双版纳的时候，当地的老乡请我们吃饭，我觉得怎么这么好吃，这个地方怎么什么都这么好吃？因为那个地方化肥奇缺，所以它的东西就好吃。老乡过来跟我们客气，说完了以后我都不知道怎样表达我的心情。他说：“崔老师，您看您千里迢迢到我们西双版纳，我们也没什么好东西给您吃，我们都是从地里采的东西给您吃，都是野生的。您看我们这里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是地里长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吃完这个那个长出来了，吃完那个这个又长出来了。”
北京没这样的生活，上海也没有这样的生活，我们吃的东西化肥含量太高了，我现在都担心。现在质监局、工商局也动手了，以后咱们吃的含化学成分的东西会越来越少，那个时候咱们会生病了，因为咱们身体已经适应化肥了。很有可能五年或者十年后，我们到北京或者是上海饭店吃饭的时候，就得跟服务员说：“给我来一碟酱油、一碟醋、一碟尿素。”放进去才合味道。
昨天网上有一个消息，它说的是大城市，从郊区往城区每十公里少一个物种，就是苍蝇、蚊子、蛐蛐、蝈蝈、千足虫等等。我带女儿在长安街散步的时候，想起我小时候玩游戏的乐趣。当时那是一个建筑工地，有一个巨大的石头在一个坑里，我跟女儿说：“你看好，现在爸爸要搬这个石头，你会看见里面有好多虫子在爬。”然后女儿非常兴奋在那儿看，可是把石头搬开，什么都没有，连蚂蚁都没有，现在城市已经这个样了。所以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是太准确，应该是像乡村一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美丽，我看发达国家的城市就是像乡村。
我们每个人的担子都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