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中筠先生自选集中写于2003年的一篇文章，得知资先生1992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中发现一些珍贵档案，其中就有雷海宗、袁同礼的史事。
雷海宗为清华大学教授，一代史学宗师，抗战时期曾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1949年以后，雷先生因“思想反动”，被调出北京到天津南开大学。袁同礼民国时期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是我国着名的图书馆学专家。
资先生在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时，有几份档案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些档案记载，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着名汉学家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曾联名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意是说目前中国一些着名教授的生活已陷入极端困境，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有极为宝贵作用的知识精英，建议洛氏基金会可分批选择资助这些中国教授赴美讲学。这样既可帮助受助者改善一下生活，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信中还提出具体操作办法及双方共商赴美教授名单。此方案后被采纳，赴美教授名单中就有雷海宗。
从档案记载中得知，雷海宗当时竟婉拒了这次极为难得的赴美机会。雷先生说学校正遭遇最困难的时期，他这时候不能离开。当时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劝说雷海宗接受邀请，也没能成功。
此外，资先生还意外地发现了有关袁同礼的档案。那是“抗战时期袁同礼与美国图书馆协会以及洛氏基金会大量的通信，都是关于支持中国图书项目的建议。”
“特别是在胜利在望的1944年，袁先生就开始为恢复全国各地的图书馆，补偿战时的损失而做准备，为此积极呼吁国际援助，也卓有成效。”原来袁先生于抗战开始后，率领部分北京图书馆人员南迁，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合办后方大学图书馆。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外征集图书，尤其是通过美、英两国图书馆协会做这件事，并取得成效。除此之外，袁先生又在后方广泛收集中日战时史料和西南地方文献，终于使这方面的档案资料成为日后北京图书馆的重要馆藏。
诚如资先生所说：“在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之时，大批知识精英恪守教育和学术领地，耕耘不辍，使文化得以赓续，保存了民族精华，靠的就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民族魂’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通过像雷海宗、袁同礼这样的个人行为彰显出来的。而雷、袁二人的这些史事，竟在海外档案馆中如遗“珠”般被资先生“打捞”到，真让我们不胜感慨。
不知在海外档案馆中像这样的遗“珠”，究竟还有多少有待我们“打捞”？不过于今看来，窃以为我们眼下更应该“打捞”的，似乎还是在当下一些知识分子身上显然早已“沉落”的那种为“使文化得以赓续”的敬畏学术、尊重科学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应是真正的学人思想上乃至灵魂中的遗“珠”，“打捞”这样的遗“珠”，诚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