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父母的“强硬建议”，海外留学归来的李晓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的职业生涯将从一名城管做起。此前，她已经找到了在一家小型公司做外贸的工作，能理所当然地用所学的商科知识在商场上一显身手，然而刚公布的公务员考试结果将一切打乱了。
原本她只是“试试看”，在父母的催促下，报考了一个招录人数较多的城管职位，但她压根没有想过自己能考过，更没有想过自己要去从事城管工作。“这与我的专业所学和职业规划根本不相符嘛。”李晓说。
然而当得知女儿考中的消息后，父母显然“不淡定”了。面对犹豫不决的女儿，他们开始了轮番教育：
“5000多人报考，只录取50人，录取比例还不足百分之一，千辛万苦考上了，怎么能放弃？”妈妈苦口婆心。
“这次招的是有‘编制’的，你知不知道一个‘编制’有多重要？你知道‘编制’意味着什么吗？”爸爸言之凿凿。
或许，现在的李晓还不能切实体会到编制的“含金量”，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听父母的话，去城管大队报到了。因为她注意到在整个报名应聘的人群中，不乏来自复旦、上海交大、浙大等名校的硕士，甚至还有两名博士。“他们都来报考，这个职位这么抢手，应该有它的好处吧。”李晓说。
曾几何时，大批“编制内”人士扔掉“铁饭碗”，形成波澜壮阔的“下海潮”。大学生在毕业时也面临戴黑（治学）、黄（经商）、红（从政）帽的选择。然而今天的年轻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批的毕业生视考入“编制内”为最有进取心的表现。
有统计显示，自2009年以来，每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超过100万，2013年更是达到了156万人，最热岗位的招录比竟然达到了令人咋舌的8436：1。除了公务员队伍，央企和事业单位也成了热门，大学生对户口、稳定、福利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创新和创造的激情。而与此数据对应的，则是一项调查结果——中国公务员是“幸福感”最高的群体。
如此泛化对“编制”的向往，更多的恐怕是源于对编制“含金量”的向往。收入稳定、有社会地位、高福利、享受公费医疗、子女入学优先，甚至一些机构还能提供内部经济适用房。不必担心所在行业的景气与否，也不必理会外界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编制很多时候是与之捆绑的社会资源的代名词。编制与所附带的利益不脱钩，就必然有人愿意“死在编制内”。
也正因编制有如此的魔力，2012年哈尔滨环卫系统向社会公开招聘的457个环卫工勤岗位，就吸引了1万多名报名者。进入最终竞争的7000多人中，约3000人拥有本科学历，还有29名硕士生。“有编制，能落户”是最大的吸引力，一个参与竞争的研究生声称“死也要死在体制内”。
媒体把努力挤进体制内的年轻人称为“稳一代”，这绝不是国家之幸。面对越来越多的“城管硕士”“大学生淘粪工”“本科生清洁工”，我们仅仅是苛责他们“饥不择业”吗？是什么让他们非要进入“体制内”才感觉安全？
“我们又何尝只想求稳？年轻时谁不想拼搏一把？但是往哪儿拼？向哪儿搏？”一位多次参加事业编制考试的年轻人对“稳一代”的评价感到“愤愤不平”。正是当前社会房价、物价空前提高，编制内外的巨大待遇差距，让年轻人不得不选择进入编制内。
“编制热”还折射出我国的教育危机。毕业生的科学精神、竞争精神逐渐丧失，功利的价值观、贪图稳定安逸的生活取向，成为引导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驱动力。社会舆论中对“成功”片面宣传的长期作用、学校正向思想教育引导的弱化，都是追求编制的“稳一代”形成的原因。
“中国制造”谁来造
杨振宇
“2013年的毕业季对我来说是喜忧参半。”王可欣，某技校负责招生与就业的老师，让她高兴的是，本校培养的学生供不应求，她担忧的是招生日益艰难，“读技校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她说。
数据显示：北京在2009年时，全市中专、职高、技校、五年制高职共计划录取28378人，而到了2011年只录取到17797人。2012年时，该市高考录取率已经突破80%，本科录取率达到54%，全年减少中专、职高、技校共7所，而普通高中数量却持续增加。既然读大学的几率大大增加，本地生源自然不愿上技校。据统计，2000年时，北京市有141所技校，大浪淘沙后，目前仅剩20所。
生源荒也在其他职业学校蔓延。
在福建，即使是全省技校最高学府福建技师学院，也同样面临如此困境。校长戴三法坦言，近年来，尽管校方使尽浑身解数，每年招生规模也只能勉强维持在千人左右。“企业上门求我们，我们上门求学生，每年一到招生季，心里就没底。”
由于招生艰难，不少技校甚至只能关门。
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人～3300万人，并且有86。8%的普工为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许多企业开出高薪也难觅技工。
安徽省某知名家电品牌人力资源部主管介绍：“一线工人这类人才本来就不好找，而且目前中专、技校每年输送的人才反而在减少，根本满足不了企业需求。”某品牌车企人力资源负责人也表示，占了其总人数60%的技术工人，目前存在巨大缺口，整个行业都在挖人。
洛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张长松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家在农村的初、高中毕业生不愿将来到工厂做工人。”他分析，如果学生及家长“不能当工人”的观念得不到转变，企业的用工需求将越来越难以满足，职教生也将会更抢手。
一家技校的负责人称，现在很多家长认为子女只有上大学才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还有不少家长和学生认为，上技校是低人一等或是能力差的表现。初中毕业生总数连年减少，普高入学比例逐年提高，高校连年扩招……不论这两年中职毕业生的就业率有多高，家长们似乎更愿意孩子将来走上大学之路。这归根结底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
“现在的中职、高职毕业生不能考公务员、不能考研、不能提职称，这三条就足以让家长不选择职业教育。”王可欣略带抱怨地表示，“劳动光荣、工人伟大”的口号已经不再那么响亮，技术工人应有的待遇和地位还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保障。她说，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工人的工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比公务员的工资高，社会地位也不低，他们活得很自在，而我们的技术工人，干的活儿苦、脏、累，月收入能挣到5000元到1万元的工人毕竟还是少数。此外，企业也缺乏相应的评价体系，晋升、评聘还是“唯文凭是用”，而非“唯才是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看不到上技校的前景。
“我记得，胡锦涛同志在视察珠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时指出，技能型人才在推进自主创新方面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因生源不足而苦恼的王可欣不禁发出感叹，“没有了职教生，‘中国制造’谁来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