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面临的现实挑战，尽管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但如何让低收入阶层从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受益、维持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是各国政府无法回避的民生考验。
北欧：累进税率“控富济贫”
北欧各国是闻名于世的富裕国家，其均贫富的水平，令许多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欣羡，这首先要归功于北欧各国的高福利政策。在许多北欧国家，各种福利补助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名目繁多，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政策。
以瑞典为例，对于社会上所有的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和病人都有全面的照顾政策。生病超过一个月，雇主给85％的工资，超一年由国家负担75％的工资。失业者领上年平均工资的75％，一年后领失业救济金，与中等收入的职员收入差不多，因此因病致贫、失业致贫等现象并不多。
羊毛出在羊身上，实行高福利政策的财源，其实都来自北欧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只是通过累进税制由国家实行均衡分配。许多北欧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一般都达到30％～50％，高收入者的税率甚至达到了70％～80％。此外，一些国家的遗产税高得惊人，如瑞典的遗产税最高达98％，也就是说上一代留给子女的财产，最少时只剩下2％。
在瑞典，由于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纳税越多。一般工薪家庭月收入也就是4～5万瑞典克朗（1美元约合7。5克朗），其中个人所得税基本上要交2万多克朗。而工资越高交税越多，一些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纳税比例占到了总收入的近60％。这一高税收政策，为低收入者保证了享受福利的基础，也遏制了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社会恶性循环。
在毗邻瑞典的芬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差别很大。在上世纪90年代，高收入者的最高税率曾达到65％，目前最高税率仍高达56。1％。也就是说，高收入者真正拿到手的收入不到44％。芬兰实行的高收入者高税收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形成了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财富趋向平均化。
目前，中等收入者占芬兰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中间大，两头小，因此富人和穷人的比例都很小。
巴西：“低快高慢”的工资增长模式
商税收高福利的北欧模式为北欧富裕国家“收入均等化”提供有力保障，却无法成为发展中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良药。在一些贫富差距业已拉大的发展中国家，均富不再是首要的任务，扶贫减困却成为当务之急。
近数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凭借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腾飞，一个伴生的后果是，富裕阶层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受益者，而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就曾创造了年平均增长10。1％的“巴西奇迹”。但由于政府没有实施合理的分配政策，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全国近50％的财富集中在占全国人口10％的富人手里，而50％的穷人只能分摊全国10％的财富。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巴西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经常发生各种规模的全国大罢工，农村的无地农民抢占大庄园主的土地，城市治安恶化，经济发展长期止步不前。
2003年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后，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优先目标，就职当天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当年10月，巴西政府将过去由多个部门发放的助学金、基本食品、燃气补贴、最低保障金等整合为“家庭救助金计划”，以便统一管理，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必须达到85％，16岁和17岁少年的出勤率必须达到75％。
每年提高最低工资，同时压低高收入者的工资涨幅也是巴西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自2003年卢拉上台执政以来，巴西最低工资额增幅已达155％，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增幅达到53。46％。据巴西统计局的数字，2004～2008年，巴西的平均工资增长17。3％，但是同期占总人数10％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了34％，占总人数10％的高收入者的工资仅上涨12。4％，低于全国工资平均增长率。
2003～2010年，巴西200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3100万人进人中产阶层，提前实现了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
新加坡和阿根廷：公共福利稳定仇富情绪
相比于发展中国家日益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有恶化的趋势，联合国2008年进行的全球性贫富差距调查报告发现，香港、新加坡、美国等上世纪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地区或国家，却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新加坡，由于政府的房屋政策以及公共事业开支，因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并不严重。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一面通过取消遗产税吸引亚洲资金，另一方面也通过增加政府对低收入阶层补贴、帮助提升低薪工人的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提供额外公积金购房津贴等方式控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当中，取消遗产税曾经是一项颇具争议性的政策。
设立遗产税的一般初衷是要重新平衡每一代的机会，用于防止财富集中于愈来愈少数的人手中，但在新加坡政府的施政理念里，若能吸引富裕人士到新加坡投资，无论是新加坡人或外国人，都将让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受惠。2006年，新加坡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2008年取消遗产税后，新加坡更逐渐成为亚洲富人的乐园。
借助于财富的“洼地效应”，新加坡政府运用庞大的公共支出，惠及了更广泛的社会福利事业。2009年，新加坡政府拨出5。8亿新元（当时1美元约合1。3973新元）把消费税补贴和老龄花红款额增加一倍。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新加坡的纳税人在2009年获得20％的所得税回扣，顶限为2000新元。为进一步帮助在2009年失去工作的纳税人。政府容许他们能以24个月分期缴税，比之前的12个月延长了一倍。
2009年，新加坡约有3。5万个住在一室至三室的家庭可获得最多三至四个半月的杂费回扣，租赁组屋家庭则获得三或四个月租金回扣。首次购买组屋的中下收入阶层可获得的最多额外公积金房屋津贴，从3万新元增至4万新元，申请者的平均家庭月收入顶限也从4000新元提高到5000新元，政府估计每年有8000名首次购屋者会从中受益。
新加坡政府还为领取就业入息补助的低薪阶层提供一笔特别补助金，确保他们的收入不会因经济不景气而过度缩水。这笔就业入息特别补助是员工每年领取的就业入息补助的50％。以一名月薪1000新元的员工为例，他每年会获得1200新元的就业入息补助，加上一年的600新元特别补助，获得的总补助达到1800新元。
在南美的“新富”国家阿根廷，贫富差距也十分突出，但也没有因此造成穷人明显的“仇富”心态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激烈矛盾。
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非常重视在卫生和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使贫困阶层的温饱和基本生活有可靠保障，因此不容易产生仇视富人和社会的心态。
阿根廷的医疗系统由私立医院、工会医院和公立医院组成。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基本选择私立医院，每个月缴纳固定费用就可以享受良好的医疗服务。有正式工作的员工则和家人一起加入工会医院，看病基本免费。公立医院则面向非正式劳工和失业者，看病就诊完全免费，即使是进行器官移植这样的大手术也免费。
阿根廷实行医药分家，但是药品价格受到严格控制，而且加入医疗计划或者领取医院的打折卡后购买药物可以拿到很高的折扣。贫困家庭则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请，经过社会保险部门核实后获得免费发放的基本药物。
阿根廷的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是免费，贫困家庭的儿童不仅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在学校吃到一顿营养有保障的午餐。
此外，阿根廷政府每年都向低收入阶层民众发放各种津贴，最近还决定向非正式劳工（黑工）和失业者的每个未成年子女发放180比索的补贴，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
在阿根廷的劳资关系中，政府和司法部门都无条件倾向劳工利益，劳工最低工资每年都保持上涨。这种做法虽然造成了对劳工的过度保障和纵容，对阿根廷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造成不利影响，却使劳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证，因此阿根廷的劳工并不仇视企业家和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