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从超市回家，双手提着满满的东西。进小区院门的时候，我必须把东西放下来，找出包里的磁卡刷卡。正在这时，我看见十米远处有一个邻居，一个40多岁的女子走过来了。我喘了一口气，很庆幸地对她笑笑……庆幸有人来开门了。
哪里知道，对方看见了我“明目张胆”的期待，脸一扭，冷笑一声说：哼，居然等我来开门，我宁愿绕道走……我一开始有点反应不过来，又好笑，又好气。她为了不让我顺势进这个门，竟绕道300米外旁边的院门，为了不利人而不惜不利己，实在令我无语。
她不是陌生人，进进出出的，一个小区里住了近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和她没有说过话，也没有任何过节儿，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不开心，以至于顺便给邻居开个门的顺势人情都不肯做。
其实，她不只针对我，她脸上的敌意，是那种无固定目标的普遍的敌意，也包括对她自己。她心里的纠结，不开心，远远地从她的步态里流露出来，想藏都藏不住。
很快，相似的情景重现。不过，这一次是她提着满满的蔬菜水果回家，要进这个院门。我看见了她，几乎没有迟疑地扶住会自动关闭的院门，等了至少有一分钟，等她进了门，我才把门轻轻合上。她没有说谢谢我，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但是，以后再在小区里见到的时候，她的面容，已经没有了那种明显的敌意。
记得读过几本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书，都说中国人是没有公德的。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论》里就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社区里的椅子会被拆，树上的枣子还没有成熟就被打落，路灯被手痒痒者砸碎了，公用电话亭里的电话机被破坏或拆走……每每看见，我都会叹气，因为刚好印证了关于国民性的悲观主义结论。不过，最让我叹气的一次是在年前的一次相亲的过程中。
我的好朋友介绍了一位男子给我认识。他是她的同事，在一个巨无霸超级大媒体工作。那天，一开始我们相谈甚欢。但是，不知怎么就谈到了时事，说到了某贪官携巨款举家外逃。他说，他曾经采访过他，感觉上应该是个不错的人。我说这样的人应该追回来绳之以法，有点义正词严的意思。不料，他很不以为然地说，你那么激动干吗，和你有什么关系，追回的钱也到不了你的口袋。我反驳说，怎么和我没有关系，我是纳税人，他损害的是我们大家的利益。他不再说话了。冷场了很久，我们就此告别，他再也没有联系我。
女朋友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了原委。她笑了，说，男人肯定都不喜欢你这样的。我说，我怎么了？她说，你为了一个不相干的逃犯，得罪了一个有可能与你百年好合的婚姻对象！
我想了好久，告诉她，我有遗憾，也有庆幸。遗憾的是，他居然是你的同事。你们可是举国“仰视”的大媒体啊，应该代表社会的良心才是。她说，你又呆了，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就目前来说，所谓社会精英的道德水准，普遍低于普通百姓。良心在一个拾荒的老太太那里，可能还有，在我们这里，可能就不多了……我还告诉她我也庆幸，庆幸我和他就此别过。我的百年好合的对象即我未来的老公，必须是一个有起码公德心的男子。我不能指望一个没有公德的人，会有私德，会对我好。女朋友认真想了想说，还真不确定他能对你好，因为你不是他生的，也不是生他的那个女人……呵呵，我们大笑，笑了半天，笑不出来了。
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个大男人对我说，我这辈子要负责任的女人，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我妈，因为她生了我，所以我要对她好。另一个是我的女儿，因为是我生了她，我只能对她好。除此之外，我没有必要对谁好。
这个男子在正统教育体制下受过完整教育，有相当资产。女儿在国外读书，妻子在那里陪读。他在国内有两家公司在运作，身边不缺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