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经过去了快一半，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么长的时间里，似乎没有一部引起广泛讨论的艺术作品，无论是电影、音乐还是文学戏剧。那么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是什么？是新闻，接二连三、骇人听闻的新闻。我的手机新闻客户端每天有几条头条新闻推送，而几乎每条都会让人忍不住大声念出来和周围人分享，令满桌人咋舌惊叹。
我们进入了新闻可以满足一切耳目视听需求的时代。
而在今年各种新闻引起的反应当中，最经常看到的一个词就是“抵制”。
从MH370失联开始，社交媒体就开始了“抵制马来西亚”的呼声。某个时尚杂志在微博上发起了一场“百位明星名人为生命尊严呐喊”的活动，许多演员、歌手转发微博，“呐喊”道：“真相在哪里？”“马来西亚还我真相！”真相还不明，他们却笃定它被马来西亚政府隐瞒掩盖，而他们的“呐喊”对于飞机的搜寻也没有任何帮助。或许整场活动唯一值得安慰的一点是：他们看起来很正义。
“抵制马来西亚旅游、产品、电影、明星！对他们实施经济制裁！”每个人的社交空间里几乎都能看到这样的呼喊。“转给你身边的同胞！”他们这样说道，好似一人少花一块钱，就能饿死马来西亚人。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马来西亚的槟城，华人就占总人口的40%以上，而且大部分以经商为主。所以很有可能“饿死”的是自己人。
中国人变得有钱了，这也是很多“抵制”来得更有底气的原因。而从积贫积弱变成了巨大经济体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过度敏感的自尊心。《时代》周刊上形容等待马航消息的家属是“新中产阶级”“日晒过度的脖子和不合体的西装”，国人认为是对中国人国际形象的侮辱，“抵制高贵冷艳的《时代》周刊！”他们说。
因为台湾的“反服务贸易”而抵制台湾，因为港人攻击“幼童当街便溺”而抵制香港——不过这有些尴尬，台湾、香港到底是自己人，这就像北京抵制上海一样。于是开始抵制杜汶泽，因为他出言嘲讽、挑衅大陆网友。
“抵制（boycott）”一词，来源于19世纪的一个英国人查尔斯·C。杯葛（CharlesCunninghamBoycott）。他从军队退役后，任爱尔兰某个县的房地产经纪。他所管辖的土地被选为土地改革的试点，改革由爱尔兰政治家发起，向地主要求更便宜的租金和固定租期。然而查尔斯·杯葛公开反对这项改革，他拒绝降低租金，并且开始驱逐租户。
土地改革的领袖说：“如果有人通过把别人赶走而占有一块土地，那么无论你们在路上、在商店里、在公园里、在市场上，哪怕是在做礼拜的地方遇到这个人，都不要理睬他，把他从道德上进行放逐——把他和家乡的其他人隔离，就像他是一个麻风病人，你们必须把对他所犯罪行的憎恶表现出来。”
不久之后，杯葛一家就发现自己被孤立了，他们不被允许进入商店，洗衣店不给他们服务，连送邮件的小哥都威胁，如果杯葛继续，就要动用暴力。
“抵制”一词，从一开始就满溢着民族主义的意味：杯葛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才是房地产经纪。
中国最早的抵制运动发生在1905年，缘由是美国于1882年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在10年内进入美国，在此之后，又有一系列更为严苛的歧视政策。中国国内开始产生巨大的反弹，20多个城市发起了抵制美货的活动，游行比比皆是，传单、歌谣遍布街道。还有一个年轻人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前服毒自杀，成为中国近现代城市抗议活动中的第一名烈士。
为期两年的抵制美货活动带来很多出乎意料的结果：它反而刺激了日本和德国厂商在华的市场份额，抵制结束之后，美货的销量不减反增。
1905年到1931年，不到30年间，平均两到三年，中国就会出现一次抵制外货的活动。抵制运动，毋庸置疑是民族意识的苏醒。在共同抵抗外部敌人的过程中，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前所未有地清晰与强大。
在可以回忆起的过去，我们抵制过美货、日货，抵制过菲律宾、家乐福、星巴克、脱口秀主持人JimmyKimmel、加拿大著名歌星JustinBieber……我记忆里最奇怪的一次抵制，是某年的圣诞节前夕，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十位博士联名发出一份倡议书，主张“抵制圣诞节，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
在我的理解里，抵制的对象应该是强权、欺凌、不公正的待遇和排挤。当抵制的对象是圣诞老人和过于脆弱的自我，那么，我抵制“抵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