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上来我就注意到了。老伯，留着平头，发色灰白，神色茫然，有点像个走失的孩子。他裹着一件浅褐色的夹克，一个皮包挂在颈间，手里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走进机舱。其他的乘客拖着轮转行李箱，昂首疾步往前，他显得有点慌张，低头看自己的登机证，抬头找座位号码。不耐烦的人从他身边用力挤过去，把他挤得身体往前倾。他终于在我左前方坐下来，怀里紧抱着皮包，里头可能是他所有的身份证明。拐杖有点长，他弯腰想把它塞进前方坐椅下面，一阵忙乱，服务员来了，把它抽出来，拿到前面去搁置。老伯伯伸出手臂，用很浓的甘陕乡音向着小姐的背影说：“要记得还给我啊！”
我低头读报。
台北往香港的飞机，一般都是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去香港的。他们握着台胞证，在香港机场下机、上机，下楼、上楼，再飞。到了彼岸，就消失在大江南北的版图上，像一小滴水无声无息落进茫茫大漠里。老伯伯孤单一人，步履蹒跚行走千里，在门与门之间颠簸，在关与关之间折腾，不必问他为了什么。
他曾经是个眼睛清亮、被母亲疼爱的少年，心里怀着莺飞草长的轻快欢欣，期盼自己长大，幻想人生大开大合的种种方式。唯一没想到的方式，却来临了，战争像突来的飓风把他连根拔起，然后恶意弃置于陌生的荒地。在那里，他成为时代的孤儿，堕入社会底层，从此一生流离，半生坎坷。当他垂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仍在，春天依旧，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乡里，已无故人。
我不敢看他，因为即使是眼角余光瞥见他颓然的背影，我都无法遏止地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离开三年了，我在想，如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仅仅是一次机会，让我再度陪他返乡—我会做什么？
我会陪着他坐飞机，一路牵着他瘦弱的手。我会一路听他说话，不厌烦。我会固执地请他把他当年做宪兵队长的事迹讲完，会敲问每一个细节—哪年？驻扎在镇江还是无锡还是杭州？……我会问清每一个环节，我会拿出我的笔记本，用一种认真到不能再认真的态度，仿佛我在采访一个超强大国的国家元首，聚精会神地听他每一句话。对每一个听不懂的地名、弄不清的时间，坚持请他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三点水的“淞”？“江水”的“水”？“羊坝头”怎么写？宪兵队在广州驻扎多久？怎么到海南岛的？怎么来台湾的？坐什么船？船叫什么名字？几吨的船？
我会陪他吃难吃的机舱饭。我会把面包撕成一条一条，跟空中小姐要一杯热牛奶，然后把一条一条面包浸泡牛奶，让他慢慢咀嚼。他颤抖的手打翻了牛奶，我会再叫一杯，但是他的衣服不会太湿，因为我会在这之前就把雪白的餐巾打开铺在他胸口。
下机转机的时候，我会牵着他的手，慢慢地走。任何人从我们身边挤过而且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故意给我们看，我会很大声地对他说：“你有教养没有！”
长长的队伍排起来，等着过关，上楼，重新搭机。我会牵着他的手，走到队伍最前端，我会跟不管那是什么人说：“对不起，老人家不能站太久，您可以让我们先进去吗？”我会把他的包放在行李检查转轮上，扶着他穿过电检拱门。如果检查人员说：“请你退回去，他必须一个人过。”我会坚持说：“不行，他跌倒怎么办？那你过来扶着他！”如果不知为什么，那门“哔”一声响起，他又得退回，然后重来一次，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牵着他的手，穿过。
当飞机“砰”一声触到了长沙的土地，当飞机还在滑行，我会转过身来，亲吻他的额头，即使他的额头都布满了老人黑斑。我会用我此生最温柔的声音，附在他耳边跟他说：“爸爸，你到家了。”
“砰”的一声，飞机真的着陆了，这是香港赤角机场。我的报纸，在降落的倾斜中散落一地。机舱仍在滑行，左前方那位老伯伯突然颤巍巍站了起来，我听见空服员恼怒而凌厉的声音：“坐下，坐下，你坐下！还没到你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