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为增强纪委监督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湖北省委明确规定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在党委（党组）中的排位，不论资历先后，都排在副书记之后、其他常委（党组成员）之前。
这一消息在中纪委网站公布后，“领导如何排名”成了近日的热点话题。
“我们这里的纪委也联系过我们，要求纪委书记在常委中的排名要靠前。”6月8日，四川一组织系统的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他们没有一律靠前，只是在同等条件下，才让纪委书记的排名靠前。
该官员对湖北的做法不予置评，“其实，只要有制度保证，哪怕纪委书记排在最后一位，也能发挥监督作用。”这名组织干部还说，领导干部排名靠前还是靠后，其实对干部待遇以及日后的晋升完全没有影响。
但在讲究等级秩序的中国现实政治中，对领导的排名又不得不慎之又慎，既要有综合平衡，又要有特殊考虑，就是同一个市内，对每个区县的标准都不一样。这名官员承认，“对领导的排名，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曹广晶为何排第三”
在湖北，不仅省委对纪委书记的排名规定引发关注，还有另一位副省长的排名也引人注意，就是刚刚担任副省长的原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
今年3月，中央巡视组通报三峡集团存在的问题后，曹广晶和总经理陈飞同时被免职，一时间引起大量猜测。不过，二人很快双双履新，曹广晶在今年5月获任湖北省副省长。
目前，湖北省共有7位副省长，排名第一的是常务副省长王晓东，第二是副省长郭生练，排在第三的，正是刚刚任副省长的曹广晶。个中原由，就涉及“领导排名的复杂性”了。
“复杂”主要在同级别官员之间，不同级别的官员，按职务高低排序没有问题。同级官员，一般遵循“谁先提拔任职谁排前面”的原则。曹广晶之后的四名副省长排序依次是许克振、梁惠玲、甘荣坤、曾欣，其中许克振的提拔时间是2012年，梁惠玲是2013年1月，甘荣坤是2013年8月，曾欣是2014年3月。
不难看出，上述四人完全是依照就任副省长的时间先后来确定排序的，为何曹广晶到任后就能打破这一规则？
区别在于，此四人在担任副省长之前，都是厅级干部，许克振是省发改委主任，梁惠玲是鄂州市委书记，甘荣坤是北京海关关长，曾欣是省长助理兼公安厅长。他们当副省长时都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新提拔”的干部，排名主要按被提拔的时间为顺序。
但曹广晶不一样，他在2010年担任三峡集团董事长时，已经官至副部级了。他此番入鄂，已不是“新提拔”，而是“平级调动”。对这样的官员，在排名时不是看他当湖北省副省长的时间，而要从他被提拔为“副部级”的那年起算他的资历。
由于曹广晶是2010的“副部”，早于其他四人，所以尽管是后到，但排名仍然在四人之前。但他要排在自2005年开始任副省长的郭生练之后。
一名组织系统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官员排名的普遍规则是，官员平级调动后的排名主要看资历，也即根据担任“同一级别”职务的年限长短确定排名，而不是看任现职的时间先后。
2014年1月，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空降”至福建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他是2008年12月提为“副部”的，在福建省委常委中，常务副省长张志南是在2008年1月提任副省长的，厦门市委书记王蒙徽是2011年升至副部级的。李书磊排名在张志南、王蒙徽之间。
2013年3月，原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马正其调任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时，是任“总局领导”时间最晚的一个。但他排名靠前，仅次于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刘玉亭。原因在于马正其是“老资历的副部级”，2002年就担任重庆市委常委，比另几位副局长任“副部”的时间都长。
在政府副职中，对非中共干部的排名同样是看资历，不关政治派别。福建副省长洪捷序、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都是党外人士，由于任职时间长，现在排名仅次于常务副省长，北京党外副市长程红，排名也只在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和“常委副市长”陈刚之后。
不过，有些官员资历虽老，排名却靠后。北京市委常委苟仲文就是一例，他2002年就担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2008年到北京担任副市长，2013年7月改任市委常委，这时就不算平调了，而是“提拔”，只能按“后提拔的在后”在常委中排名最末，但他却是副书记以下的常委中，担任“副部”时间最长的一个。
“同时任命”的干部怎么排名
在干部任用的实践中，经常会同时任命同一部门几个副职，对他们的排名同样要论资排辈，主要就是看他们在任新职务之前所担任的职务高低、年限长短。
今年4月，张广智、王晓光同时被任命为贵州省委常委，兼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张广智排在小他4岁、兼任遵义市委书记的王晓光之前。组织系统官员解释，这样的排名，既不是因为张广智年长，也不是因为他兼任省委宣传部长。原因是任省委常委之前，张广智是甘肃省副省长，王晓光是遵义市委书记，也就是说张广智之前的职务比王晓光要高，所以排名靠前。
同样的事情2011年在江苏省委换届时也出现过，那次换届后，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樊金龙和扬州市委书记王燕文同时新晋省委常委，虽然之前都是厅级干部，但秘书长是省政府党组成员，属“省领导”，进常委后排名自然在前。
但并非所有“同时任命”的干部，在任命前都有明显的职务高低区分，有的在任命前级别是相同的，那么谁先到那个级别谁就排在前面。
2013年5月，原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调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与他一起“空降”的还有原国资委副主任姜志刚，任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此二人调任时都是副部级干部，不存在职务高低，但李伟比姜志刚早一年担任副部级干部，他是2010年升任广电总局副局长的，而姜志刚是2011年升任国资委副主任的，结果李伟排在姜志刚之前。
在李伟、姜志刚到北京工作的2013年5月。两位厅官刘俊臣、孙鸿志也同时被任命为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当时刘俊臣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长，孙鸿志是工商总局广告司司长，两人获任工商总局副局长都是“新提拔”。
他们在提拔前级别相同，提拔后级别也相同，而且还是同时提拔，对他们的排名该作如何处理？
解决办法是“翻老底子”，看他们担任“下一级职务”，也即正厅级职务时间的长短来确定排名。刘俊臣是2003年12月在国家工商总局担任打假办公室副主任时被明确为正厅级的，而孙鸿志是2004年9月担任吉林省煤炭局局长时官至正厅的，以9个月的“劣势”排名居后。
排名对提拔不重要
资历虽然重要，但也不是惟一的排名条件。特殊条件下还要看官员的具体分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刘鹤排名就在吴新雄之前，但论资历，吴新雄显然比刘鹤要“老”。吴新雄2007年1月就任江西省省长，已是正部级，连任17届、18届两届中央委员。而刘鹤是2011年担任国研中心党组书记才升至正部级，只是18届新晋中央委员，但目前，刘鹤的主要身份是中财办主任，中财办是正部级机构，而吴新雄的主要身份则是国家能源局局长。虽然吴新雄是正部级干部，但能源局只是副部级机构，排位在中财办之后，吴新雄也因此排名在刘鹤之后。
一名组织系统的干部认为，排名先后对干部升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拿省长缺位后，新省长的人选来说，如果不是空降或异地调任，而从本地副职中晋升，几乎都在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三者中产生。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在常委中的排名也是按资历来排的，即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排名靠前，也很难升任省长。
“交流提拔”干部时，排名靠前的也未必占优势。2002年北京市委换届后，排名最后的市委常委孙政才，2006年就升任农业部长，目前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03年北京市政府换届后，排名最后的陆昊2008年已升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目前是黑龙江省省长。大多数排名在他们之前的北京市领导都在他们之后才提拔，有的一直到退休也没有提拔。
尽管如此，但排名在各地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安徽、浙江、江苏等省的组织部门至今还保持一个习惯，在任命下级官员时，直接在文件中明确该官员的排名。2013年6月，安徽安庆市委组织部长汪卫东调任合肥市委组织部长，安徽省委组织部发文时就明确名列时任宣传部长林存安之后。今年1月，浙江任命原湖州副市长沈建平为省国资委副主任，也明确名列副主任潘晓波之后。
排名不仅事关同一部门的副职之间，当一个部门出现两个正职——行政首长和党组（委）书记分设时，由于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一般行政首长排在党组（委）书记的前面。中央部委目前党政分设的主要有外交部、广电总局、科技部，部（局）长都排在书记前面。
在日常公务活动，不同部门的领导会有时出现同一场合，他们的座次排名一般会根据部门在政府中的序列排名为准。在国务院部门序列中，排在第一的是外交部，其次是国防部，之后依次是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
但如果有专项工作要做，则哪个部门牵头就排在第一，其负责人也排在前面。今年3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成立，就是文化部牵头的，新闻报道中文化部负责人排名在前。
当“上面”和“地方”的同级官员在一起时，一般都是“上面”的官员排在“地方”官之前。今年5月14日，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到广州考察，名字就排在同行的广东省副省长邓海光前面。
今年5月7日，教育副部长杜占元到湖北咸宁考察，名字排在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之前，同行的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名字也排在湖北教育厅厅长刘传铁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