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所重点小学校长，老严每年得花小一半精力，处理领导批来的条子。条子多、位置少，甄别、判断能力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
一张“条子”的诞生
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刚刚处理完那些关系户的严校长，却并不能轻松些许——明年的“条子”已经提前8个月到来了。
在广东省一所重点小学当了十多年校长，老严也算经验丰富，看到那催命般的十多张小纸条，他还是倒吸一口冷气。
“世上本不该有条子，但走关系的人多了……”老严想开个玩笑，可他开不下去了。用他的话讲，事情得分两面看，条子多必然会带来难以取舍、违背原则的困扰，但同时也说明了学校的办学实力，而且“学校越好，条子越多”。
老严任职的小学，地处全市最繁华的地段，离市重点初中很近，周围全是高档住宅区。虽然是小学，但占地面积比一般的高中大得多，像个大花园。教师都是从各地抽调的优秀老师。一般的小学只能开设一门音乐、美术、艺术课，而这里光美术课就分为油画、素描、水彩课多个类别；还有专门的管乐队，素质教育位居全市前列。
“一般非富即贵之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来这儿读书。”说到自己的学校，老严还是挺自豪，“名校，依然是名校。”
从原则上讲，所有拥有当地户口的幼儿园毕业生，都要根据电脑派位的原则，在免入学考试的情况下，按照居住地划分区域，就近升入附近的小学。老严的学校，至少每年有90%以上的学生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入学。
因为所处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大，各所小学还会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预留少量名额，可以免费入学。但这个名额，一般的名校都不会真正用在外来打工子弟身上。
“我们不可能腾出指标来。”老严说，那些指标都要为各种领导的关系留用。
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各地教委就开始发布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各大名校会设置一个“关系户指标”，规定其数量的上限，这远远不够用。
老严所在的小学每年招生400人左右，他们的关系户指标上限是46个，而争抢这几十个名额的关系户，有1000来个。这1000多人，都有“条子”。
它们形式各异：有的就是一张顺手撕下，印着单位名称的信纸，直接用笔写着领导们的字迹；有的则是装在信封里，捂得密不透风、严严实实；有的是用油墨打印出来的，看着更像是上级单位下发的通知文件；还有一些，是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甚至是一个突然的电话……
拿到了这些条子，你就获得了参与竞争的机会，去争取成为择校生的资格。
择校生需要交择校费，但在这场竞争中，钱根本不重要——能掏钱的人太多了。
条子背的硬实力，成了最管用的通行证。
“规矩”
以前，递条子的人们流传着这样一个潜规则：如果字用圆珠笔写的，那事情就“可办可不办”；如果用黑色碳素笔或钢笔写的，那就“尽量办”；如果条子盖了领导的个人印章，那就“一定要办”了。
老严对两种实体的条子印象深刻。第一种，家长找到领导，领导没办法，只得写了个条子，像公文一样的：某某校长，现在是这样的情况，请根据教育政策范围内的原则，在允许的条件下，给予办理。
第二种条子，内容中会明确要求解决问题，还提出“其他方面”的照顾。这一般是关系很铁的领导，言语间不会顾忌，类似私人信件的形式，信是封着的。开头也不叫校长了，直呼老严的名字。
“一般写‘办理’的，基本都不办理。‘照顾”，就不一样了。”他解释着。
而现在，老严接到的实体条子越来越少，甚至连短信都很少了，“那是黑纸白字，出事儿了这就是证据！现在领导可没那么傻。”
如果是“非常大”的领导，那孩子的家长不仅不用交赞助费，报名后连电脑派位程序都省了，户籍、学籍等关系早就有人处理好了。
曾经有一个孩子，一分钱没花，一步到位，是以政策上“海归高端引进人才子女”的形式入的学。上面就打了个电话，就一层一层地压下来了，催着办。“实际上是不是呢，我不好说。”老严压低了语调，“可以确定的是，家里有个省一级的领导。”
但有些真材实料的海归人才子女，就不见得有这种待遇了。一个刚刚归国、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下了一番苦工夫，拿来了厚厚一打政策文件，还咨询了律师，当然也找关系。饭桌上，领导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老严一边陪着笑，一边咬定“没位子”。
保险柜里的“条子笔记”
收到了实体条子，老严会把它销毁，但他会把这些内容记在一个笔记本上；至于各种电话、当面打招呼的各种“看不见的条子”，他更要记录下来，一是方便自己查阅办理；二是备用好各种关系。
老严有一个32开本的牛皮笔记本，专门记录各种条子关系。
翻开这个不起眼的本子，基本上3个孩子写一页，一年要记上400个左右的孩子。每个孩子会标明两个信息：一个是孩子的个人信息；一个是孩子的父母以及委托关系人的信息。
这个笔记本，被老严锁在了校长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每年五、六月份，当地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开始发布。到了8月中旬，笔记本上便已经陆陆续续记下400多个等着入学的孩子。根据对方的情况和能量，经过层层过滤，老严会选拔出最终的几十人。这个时候想加塞已经晚了，老严早就给这些关系排出了先后顺序，不能动了。他会告诉这些临时抱佛脚的人：谈都不用谈，位子满了。
以去年为例，8月17日晚12时，一切准备就绪，老严将所有定下来的名字，迅速填录在学校报名系统中的名单中——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小时以内完成，为的就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第二天，老严会亲自给委托的领导以及孩子的家长打电话过去：“事情办妥了。”而被淘汰的大多数人，他也会派人去打个电话通知一下。那些没能办成事儿的委托领导，老严也会客客气气地赔上一阵不是。
哪怕细致到这份上，老严还是看走一次眼。
2010年左右的时候，朋友引荐了一位“在机关开车”的关系户。因为没看出有什么背景，老严直接做出了判断：不是重点照顾对象。他根本都没记在笔记本上。
过了一个星期，教育局的领导给他打来了电话：“那个司机的事儿，办了没有。”他如实回答：“他的条件不符合，还是先优先别人吧。”
对方也不拐弯了，撕破窗户纸：“他是市常委的司机，这事儿别拖了！”
“十年来，我惟一的一次误判。”老严说。
当时的名额已经用完了，他只得拿出压箱底儿底牌：三个包括上级领导都不清楚的名额。这是他特地为了避免在关键时刻出现突发情况而准备的。
“如果没遇到紧急情况，那这三个名额岂不浪费了？”记者问道。
“那就浪费了吧。”他说，“这是保命用的。”
虽然总要跟条子打交道，老严也对条子很反感。“我是农村出来的人，也是个外地人，良心上过意不去——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就没有机会呢？凭什么他们就有机会呢？”
但也并非没有例外。
老严讲了个校长圈里流传甚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普通家庭想让自己的孩子上重点初中，可孩子的父母是外来务工者，他们有个亲戚在区教委工作，级别没大到可以写条子。亲戚就把自己知道的这所学校的条子生列了个名单，给了孩子的父母。家长拿着这个名单天天守在校门口等校长。
没过多长时间，这个孩子顺利地升入了这所重点初中。
讲完这个故事，老严呵呵地笑了好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