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改变生活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北京，可以通过智慧停车诱导系统，提前预订车位；在上海，可以通过无线医院系统网上免费预约，无线药房将会提前为你准备好药品；在佛山，可以利用电话或者网络购买食品，通过手机短信快捷取货，等等。
这些都是已经出现或者正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细微变化，改变并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作为智慧城市的一部分，这些曾经被视为“乌托邦”的图景，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智慧城市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回答“什么是好人”一样困难。每个机构、每个城市、每个企业，乃至每个个体……都有基于自己立场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
然而，不管有多少种涵盖政务、交通、医疗、教育、能源、生活服务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智慧城市都需要一个明确的基本架构。碎片式的“智慧项目”并不能构建智慧城市，不认清这一点，智慧城市难免落入“拼图游戏”的尴尬困局。
舶来与本地化
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由IBM提出，其对智慧城市的定义为：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等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在IBM的构想中：永不堵塞的街道、安全放心的食品、取之有道的能源等，都是可以实现的理想生活。这曾被业内专家看做是全球关于智慧城市设计的“最佳模板”。
智慧城市一说在引入中国后，其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发展创新，实现了“本土化”。
比如，华为对于智慧城市的构想是：有效利用物联网、通信网、互联网的三网融合技术，让平安的城市、高效的政府、绿色的产业、幸福的民生变为现实。
而中兴通讯认为，作为城市管理者主体的城市政府，其核心需求在于：用现代科技手段更好地协调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城市交通、市政、安全、经济产业和公众服务等各方面作出统筹规划，保证城市经济高效低成本运营，实现经济社会科学管理、民生服务高品质，实现城市运营的“智慧化”。
神州数码软件工程院院长谢耘则认为，智慧城市最大的特征是“融合”，它首先是在构建现代城市管理和服务平台的过程中，将政府职能与信息技术充分融合，解决医疗、交通、能源供给、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管理服务问题；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技术与其他业态的融合，还能催生一系列新产业，为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中国式’智慧城市中，‘智’指智能化、自动化，代表城市的智商；‘慧’指灵性、人文化、创造力，代表城市的情商。”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规划设计所总工程师王爱华说，完整的智慧城市就是“智商+情商”的组合，其在智能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的参与性和创造性，要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和物的智能。
“各地的建设者必须明白：智慧城市不是装备的智能化，而是城市管理和治理的智能化。”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改革处副处长郑明媚对《瞭望东方周刊》强调说。
“三个一”架构
拨开纷繁芜杂的各种应用，智慧城市的内核是一个基于信息通信技术（ICT）的高度有效运行的系统，这个系统实时搜集城市每个个体的信息（通过RFID、传感器、摄像头等），传输到互联互通的各个数据库，再经过分析（云计算和大数据），获取一定的应对和处理机制，从而提升整个城市管理系统及各个分支系统的效率。
中兴通讯副总裁徐明说，目前业内对智慧城市的“三个一”架构已经有了共识：一张网络，一个城市数据中心，一个平台。
首先是网络——通信网、互联网及物联网的统一与融合。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这是目前许多数据和信息借以传输的通道。
核心是集中且通畅的城市数据中心。
第三是一个共享的系统和平台，在此基础上提供各种智能的应用。
通信与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基础，从而实现城市的数字化。只有在数字化的前提下，才能谈智慧化，没有数字信息基础，智慧城市就无从谈起。
“获取信息和数据是最重要的。只有一座城市这么个复杂的系统才有这么大的数据，而我们需要对大数据进行分析，才能获取智慧。”徐明说。
智慧城市，正是建立在全面充分的大数据基础上的。
来自城市各个角落、各个层面的信息交互起来、分享起来，才能够实现数据的挖掘，这是智慧化的关键步骤。这个步骤，不完全是技术性的问题，更是城市管理思想问题，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就必然有中国的特色和需求。
作为通信巨头，中兴和华为都在积极布局4G网络。这对智慧城市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没有一张快速、安全和稳定的移动网络，许多视频数据便不可能传输。
中国的智慧城市厂商提供的服务不尽相同，但基本都会参考这种架构。
不同于一些集成式厂商，中兴选择了贯穿整个智慧城市三层架构的产业链条。除了采用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从前期就参与政府智慧城市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在应用层面，中兴也已有近20家涵盖各个领域的专业子公司。
政府数据开放是关键
对所有智慧城市的建设者来说，政府的数据开放是成败的一个关键。
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大部分接受采访者认为，政府各部门对开放和共享数据并不太积极，不大愿意放弃部门利益和权力。
“比如公安、城管和交通部门都有各自的视频监控系统，分布也不一样，当你出于需要借用其他部门的视频资料时，需要经历提交申请、签字的流程，中间会耽搁大量的时间。而一旦数据开放和共享之后，除了自己部门的数据之外，可以在有权限的情况下随时从后台调取所需的任何数据。这对于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是最好的落实。”徐明表示。
曙光集团副总裁聂华提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现实问题可能是，许多部门甚至连搜集和统计数据的工作都没做好，这种情况下如何共享？
“我曾跟工信部一位官员交流，他对此持不乐观态度。因为政府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数据准不准，他自己说了算。当数据开放共享之后，一些部门的弱点便会完全暴露出来，这是他们所不愿面对的，势必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期。”他说。
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安全考虑”。尤其是“棱镜门”事件之后，信息安全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这也成为政府部门的一个现实担忧。
“不安全，我们应该去讨论如何保证安全，而不是因此就干脆不做了。”神州数码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李继刚认为。
徐明则乐观地认为，在PPP模式下，当企业与政府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可以从顶层设计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规划开始，就跟政府达成了共识，要把各个部门的大数据平台构建在一起，未来他们的数据会存储在一个共享的中心。”
各个厂商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安全体系。
“我们有系统化的安全方案，比如内外网的物理隔离，数据加密、分权限管理等手段。”徐明说。
李继刚表示，应该从政策和法规上解决信息共享的问题，甚至应该是“强制性”的规定。但也应给予政府一定的利益补偿，“这些数据是有商业价值的，应该建立一个合法合理的机制，以便充分挖掘这种价值。”
近期由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牵头制定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已明确提出，要建立信息共享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本部门建设管理的信息资源可授权需要该信息资源的其他部门无偿使用。
“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也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纠正。”王爱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