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食物的好恶有时是说不准的，同一种食材或同一道料理，有人视作珍馐，有人却弃如敝屣。这也许可归为先天味觉的差异，但我以为，影响最甚的是孩提时的记忆。儿时美好的饮食经历，常会让人终生恋恋难舍，令人回味起那萦绕在唇齿间的美好滋味。
小时候，在猪还未被大量经济化饲养前，所有内脏都是被视为珍品的。那时节还未被抗生素污染的猪肝，甚至是被当作补品看待的。记得那时每当父亲熬夜通宵写稿时，第二天早晨，母亲便会为他煮一碗佐以姜丝、小白菜的猪肝汤补元气。那汤头是如此诱人，常让我忍不住在一旁流口水。这时，母亲总会分一小碗汤给我，碗里虽只有青绿的小白菜，但那份香气已够我解馋了。这份记忆让我长大后，对猪肝、小白菜完全无法抗拒，不管是热炒还是煮汤，小白菜永远是青蔬中的首选；至于猪肝，或卤或煮也是诱人异常，即便它是堪虑的食材，仍令我难以不动箸，这全拜儿时记忆所赐。
笋类也是令人难以抗拒的珍品。过年时，客籍母亲总会以高汤熬煮笋干。经曝晒腌渍过的笋有一种特别的鲜美，那天然的酸涩经浓郁的高汤润泽后，是年节期间大啖鱼肉后解腻的良方，且它经煮耐熬，甚至愈煮愈润口，是我们家必备的年菜。至于端午后出土的绿竹笋，同样以高汤炖煮，起锅前撒上一撮九层塔，那爽脆清香也让人停不下筷子。我们姊妹仨同是笋的拥护者，所以母亲总以直径40厘米的大锅伺候，我们一餐就能解决好多鲜笋。这也使得我至今面对各式笋料理，都只有举双手投降的份儿。
自小也常听父亲说起属于他的乡愁滋味，醋熘鸡子儿加些姜末可解想吃螃蟹的瘾（顶好让蛋白蛋黄分明些，再保持些稀嫩，就完全是大闸蟹的风味了），腌渍后的胡萝卜炒鸡丝则别有一番风味，香椿拌豆腐也是家常美味，还好这些菜肴在台湾都置办得出来。
最让父亲念兹在兹的是荠菜，从小就听父亲形容它的好滋味，直至回到老家才终于明白它令人魂牵梦萦的理由。以鸡子儿香煎最能显出它的鲜美，那是一种难以形容、会让人上瘾的滋味。回得台湾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觅，才终于搞懂，此仙株产期忒短，晚冬初春时节才看得到它的芳踪。我曾试着在自家院子里撒种，培育了几年总不成气候，收集半天只够炒一盘鸡蛋。后来把眼光向外放，才发现它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贫瘠的马路边、公园的杂草丛里，至此开车分心得很，但也因此找着了许多荠菜群聚地，竟然多得可以包一顿饺子，只是遗憾已无法和父亲分享这份美味。
童年每值端午，母亲包的是标准客家粽——蒸熟的糯米拌以炒香的虾米，以及切成丁的香菇、猪肉、豆干、萝卜干，再包进粽叶中蒸透。相对于别人家大块肉还加了咸蛋黄的粽子，这客家粽还真有些寒酸。而父亲包的粽子更是简单，除了圆糯米什么都没有，煮到透烂蘸面糖吃。唯一引起我兴趣的就是它那造型，呈长圆锥形，被父亲命名为“胜利女神飞弹”。但等到长大后，大鱼大肉吃腻了，我才发现客家粽的Q弹（闽南语，柔软而有弹性）喷香是其他门派的粽子无可比拟的。至于父亲的白粽子，更是愈年长愈能品出它的清香隽永，单纯的糯米香、粽叶香，佐以绵密的糖粉，是足以让人翘首巴望一整年的。
这次去芬兰出差，一下飞机便听闻早到一个星期的几位《联合报》记者，已在四处寻找中国餐馆。此事被我狠狠嘲笑了一番——中国人总是如此，好不容易出门在外，不好好享受异国餐点，却只想回到自家厨房取暖。不想，才吃了两天的培根、火腿、面包、沙拉，我的脾胃也犯起了思乡病。还好有先见之明，带了几包泡面，晚上回到旅馆，一碗热腾腾的汤面下肚，真是南面王不换。
待到第六天，终于自打嘴巴地跟着那些先来的记者先生小姐，在赫尔辛基觅得一中餐馆。打开菜单，每小盘热炒平均合六百台币，贵得吓死人，这样的价钱在台湾的“九九”快炒，可点六盘菜还有零钱找，但一行六人包括我在内谁也没抱怨，全员埋头大吃，盘盘见底，约莫把人家的饭锅都给清空了。
为此，我老有股冲动，想到芬兰开家面馆，在那半年落雪的国度，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会是多么熨妥脾胃呀！开家火锅店也一定生意兴隆，若外国人吃不惯麻辣锅，用酸白菜、青蔬西红柿打底也可以，甚至在路边摆个“关东煮”的摊子都好……天马行空做了老半天的白日梦，才发现全是白搭，因为西洋人不会用筷子，以刀叉吃这些汤汤水水的料理肯定是很折磨人的。
面对西洋人的冷锅冷灶，中国人无法委屈自己的脾胃，便得想出许多办法。出国留学也好，移民也罢，行囊中绝不能少的就是电饭煲，除了可以烹制白米饭，还可以蒸煮一些简单的中式料理，书市上就有人贩售电饭煲食谱。也因着中国同胞的坚持，异国的唐人街便应运而生，因此各式食材也多半能买得到，如此的不和光同尘，真不知是好是坏。
自小养成的胃口就像烙印，想祛除都难，这大概在中国同胞的身上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