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美超过35年的乡亲，忆及上个世纪70年代末，离开家乡到香港去的情景。那时，她的丈夫随公公婆婆在九龙开小杂货店，她和三个儿女一起经过海关，和丈夫会合，再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申请签证，赴美国旧金山定居，那里有她的父母亲和兄弟。一家即将团圆，还有什么遗憾吗？有。
她和儿女坐在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直通车上。没满月的儿子被母亲背着。两个女儿，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小的伏在妈妈的膝盖上，大的看窗外疾驰的风景。家乡早已被抛在远方。乡村的老屋，在他们离去后只剩下年过70的太婆婆（丈夫的祖母）。这些年，是老人家帮助孙媳妇把孩子拉扯大的。车窗上洒下密密麻麻的雨点，沿途的树木、河水和稻田变得朦胧。
四岁的女儿哇的一声哭起来。妈妈惊问什么事，女儿揩着眼睛，哀哀地说：“下雨了，‘白白’（乡间对曾祖母的称呼）晾在禾堂的衣服，要给淋湿了！”是啊！老人家在井台旁洗了全家的衣服以后，晾在禾堂的晒衣竿上。平时，大女儿在家，一听到薄铁做的天井盖响起噗噗的雨点声，就跑出去，把衣服收回家。老人家有风湿病，走路困难。以后，谁替她去禾堂收衣服？
当妈的这阵子才省悟，这些日子光想着和丈夫、父母团聚，乐昏了，忘记了，他们离开后，含辛茹苦一辈子的老人要在老屋孤独度日。列车外的雨愈发凶猛，女儿仿佛看见暴雨里老人颤巍巍的身影，滴水的白发，手里抱着从晒衣竿收回的衣服。“以后没人替‘白白’收衣服了！”四岁的女儿和母亲相拥着，号啕大哭。“大女儿年纪轻轻落下眼疾，医生说，是因为曾经哭得太凶的缘故。”
乡愁原来是极具体的，小女孩对家乡的眷恋，凝缩在几个关键词上：晒衣竿、雨、老人；而不是名山大川、青史与版图。“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思乡不需要奖赏，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这是王鼎钧先生的经典之句。进一步说，乡愁的种子撒在原乡，它的芽破土以后，当然可以移植，可以嫁接，可以在异邦开花结果，但脱离了血肉相连的生命体验，以理论、以族谱和历史所建构的逻辑缜密的“理性乡愁”，不敢说绝对不存在，至少是费力不讨好。
我之所以起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前几天聚会上的一场争论。乡亲的儿子，在美国出生，名校毕业，拥有两个硕士学位，一直从事机密的国防科技工作，年过30，依然单身。他向不是亲戚就是乡亲的在座者宣告：我是美国人。身为第一代移民的堂叔反感地问：“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年轻人说：“我当然是，但我不想强调这一身份。对于‘你是谁’的发问，我的标准答案一律是这个。”顿时席间起了骚动，我从一张张脸上读到反驳和责难。数典忘祖、挟洋自重这类重话，差不多要出口了。
这个年少气盛的“美国人”要我发表意见。我说，这一表述没有错。这是第一义。一如“广东人”的前提是“中国人”。将“美国人”细化，也有亚裔、非洲裔、拉丁裔之分。第一代移民在美国繁衍的后代，对“故国的乡愁”一路递减，乃是自然规律。让他们当完完全全的美国人又何妨？我们可以让他们从小学中文，但孩子长大后忘记了父母的母语，我们不要惊诧。我们可以宣扬故土的灿烂文明，鼓励后代继承、发扬，但是，如果他们将之与其他文明等量齐观，我们不要生气。乡愁是我们的精神必需品，却只是后代的文化选项。
那位为了无法在下雨时替曾祖母收衣服而痛哭的女孩，如今已到中年，女儿不止四岁，她多半不会向女儿讲述这段经历，因为有太多隔阂，只是和已年过花甲的母亲不时谈及。（生如夏花摘自《佛山日报》2015年7月24日，吴冠中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