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20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尼所拍纪录片《中国》，意外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生活淡定的一面。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会发现中国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
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国自杀率不高，焦虑症人数却猛增。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
今天，美国梦消停了。轮到中国人焦虑了。
陈丹青在一次《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论坛”上感叹人们的生活总是被“规定”着。所幸，他干了两件无用的事：写文章与画画。所谓艺术家就是能干自己认为爽的事的人。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被“闹革命”、批判、下乡、回城规定了；在计划体制下，人被粮票、布票、油票等规定了；现在，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又陷入商业集权的规定，被电脑、马桶、空调和手机规定了。陈丹青在现场发问：我们今天谁可以不靠手机过日子，请站起来！
要不就活在被权力规定的生活下，要不就活在被商业规定的生活中。
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淡定安逸。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生老病死有人管。现在没人规定了，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历练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本人宁愿选择被市场经济规定。理由简单，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
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的作者阿兰·德波顿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唯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包围。传媒、饭桌、颁奖大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
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的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的人的晋升或中彩。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扔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
假如“自我”是一个气球，里面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你就被别人的尊重或鄙视规定了。
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争上游、阻止离经叛道的行径。于是你不可避免地患上身份的焦虑症。而做一些“离经叛道的行径”或许正是救赎之道——做些无用之事以治愈时代焦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