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暖季到来，雾霾也由北向南，一步步侵蚀着中国人口密集地区的版图。有人将雾霾归罪于汽车尾气，将取暖的燃煤比作“最后一棵稻草”，说出这样的话，不由使人想起晋惠帝“何不食肉糜”。正如气象局把北京未开启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归因于预测不准，如果大气专家也站在城六区“坐井观天”，他们永远也看不到城乡结合部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浓烟滚滚。
晴好的天气，傍晚时分，当你从号称北京未来行政副中心的通州向市中心行走，迎着夕阳，你会看到炊烟袅袅的乡村景象。只可惜，那些地铁边上的村落因为体量太过庞大，村落上方的煤烟已经汇成巨大的烟尘团块，笼罩了一方天地，远看还以为是村子失火，近看才能分辨出每家每户喷涌出的烟柱。当你走近的时候，你会发现气味有时比燃煤还刺鼻，那是煤渣引燃了垃圾堆，塑料袋子被烧着。这还是北京市规划里重中之重的区域，地铁线在地下穿过，路面上建成了“高大上”的居民区，随着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政府出让土地的楼面价超过了6万元。
每天，这里的农村居民，即使是晴朗的好天气，呼吸的也是PM2。55级以上的空气。风停了，这里的烟尘开始向周边扩散，北京的空气预警将升级为橙色。
根据2013年9月发布的《北京市2013年—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5年底北京市将全面完成平房区“煤改电”，核心区全部实现无煤化。从试点开始，“煤改电”工程在北京城市核心区实施已历时16年。16年来，北京市的东城区、西城区率先完成30余万户居民取暖清洁化改造。30万户多不多？这首先要从住平房人口，也就是北京燃煤取暖的刚需阶层入手分析。
所谓核心区，只包括东城区和西城区，《统计年鉴》上记载，这里共居住着210万人口，只相当于北京总人口的1/10，面积92平方公里，更不及北京市总面积的1%。这里有居住在胡同里冬天自取暖的平民，更有“东富西贵”的集体供暖居民，所以“煤改电”也只有30万户。北京市另一大类需自取暖的就是与核心区相对应的农村人口，按2013年的统计数字，是291万人，这其中既包括了户籍人口，也包含了外来人口。近年来，城中心人口和乡村人口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口不断从核心区被疏解到城外，乡村却因为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而膨胀，曾经一度萎缩的乡村人口重新扩张起来。据官方统计，2000年北京乡村人口的峰值为306万人，2006年至251万，如今重回300万人。否则，就不会有北京多郊区表态，要把外来人口控制在一半以下。这里还需界定一个概念，外地务工人员来北京基本住在哪里？其实不用说，当然不是密云和怀柔的风景区，而是本文刚提及的那些村庄，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
问题来了：核心区煤改电大功告成，政府选择的下一步减煤区域在哪儿？当我试图从纷繁复杂的政府规划中理出头绪，却失望地发现，核心区后，所有的区县都在试点，根本没有统一的规划。五环内的城六区是一个个城中村在改造供电线路，远郊区县则在试点，近郊区县也在试点，具体到乡镇，也是在试点。比如通州区选出14个乡村煤改电，14个村子分别处于不同的乡镇。而那些人口最为密集，与城市已经紧紧咬合在一起的城中村，却煤烟依旧。其实也不难解释，对于地方政府，这些地方的土地价值远胜于其环境的价值，环境提升了，拆迁所需付出的成本也就更高了。这些靠近城市的庞大居住区，其规模甚至使之无需煤改电。连通热力管道，分户供暖经济上都应该可行。在京津附近的河北，一些县城周边的城中村已经铺设了暖气管道。
这里一个土暖气，以每冬天烧4吨煤计算，释放到大气的二氧化碳达10吨，超过四五辆家用车全年的碳排放。更可怕的是，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其污染程度与汽车尾气相比更不在一个数量级。更有甚者，城乡结合部的载客三轮车，还流行在车上生炉子，成为流动的污染源。
相对于燃气，燃煤对环境之所以带来更大的危害，不在于它们都产生了二氧化碳，实际上作为化学反应，它们产生的二氧化碳是等量的。燃煤的危害还在于它的硫含量。烧1吨煤能够排放出60公斤二氧化硫，3公斤—9公斤的二氧化氮，2公斤左右的一氧化碳，9公斤—11公斤的粉尘，当然排出的烟尘中还含有致癌性很强的物质——3，4一苯并芘。相对于工业化的燃煤供热或发电，居民土锅炉和煤炉污染物直接排出，不经过任何方式的处理，无疑是危害最严重的燃烧方式。为降低这部分危害，政府也不是没想过办法，比如鼓励使用低硫煤也就是无烟煤，但这种方式，在煤价连年下降之后，是否等于变相鼓励燃煤，却很少有相关部门的调研。
今年北京对无烟煤的补贴力度可谓空前，在市级奖励的基础上，各区县又层层加码，在市财政奖励每吨煤200元的基础上，各区县分别补贴200元—500元。如怀柔在无烟煤补贴价格每吨600元基础上，各个镇乡又补贴30元—50元，百姓自付的价格在每吨530元。过去的补贴标准是每人1吨煤，今年很多地方则敞开供应，上不封顶。为了减排达标，各级政府不可谓不下了血本，使出浑身解数。可他们似乎忘记了，远在几年前，因为煤价高昂，许多村民是用空调取暖的。如今无烟煤既禁烧又干净，再加上价格低廉，又改回了烧煤。
对于燃煤补贴，村镇居民一直将之视为政府提供给本地居民的福利，一直不愿与外来者分享。可近年来，城乡结合部渐成“散烧煤”污染的一大“重灾区”。这里一些农户自建的出租房屋最多达几十间，村庄动辄上万人口，住宿餐饮、小市场、小超市林立，每年冬天用煤量占到北京市近一成。从减煤控煤这个大局出发，2015年开始，市政府开始对其进行补贴。可问题是，补贴是否将刺激煤炭消耗，仍是个谜。
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时时在煤炭、燃气和电力这冬季取暖的三个可能选项之间调控着自取暖消费者的行为。3年前，7000大卡优质煤炭价格还高达1400元/吨，现在则遭腰斩，低发热煤炭价格降幅更大。可居民和工业用电价格并未调整，同样没有变化的还包括燃气的价格，就连与煤炭价格直接相关的居民采暖价格也未降价。煤炭变得越来越廉价，烧煤的成本已经远远低于其他采暖方式，加之政府鼓励，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们焉有不重启炉灶之理。
早在十余年前，北京市政府就启动了对自采暖居民燃气取暖的补贴，起初每平方米30元，随后更改为每立方米燃气补贴0。38元，以当时的物价，堪称大手笔了。直到大气污染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又着手治理农村，可惜广大的京津冀，农村面积占到了绝大多数，环京津贫困带更是有着几十年历史，越来越难治理的难题，其艰巨性远超城市。一个燃煤问题，折射出的是我们所处的整个经济环境。
不错，中国的煤炭减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年以来中国煤炭消费同比下降5。7%，去年则下降了2。9%，中国长期以来飙涨的煤炭开采和消费似乎已经历了历史性拐点，开始了下降周期，否则也不会有煤炭行业整体的衰落景象。但我们仍无法摆脱建筑在煤炭能源上的国家的名声，全国每年煤炭消耗仍有35亿吨，占全球的一半。最近的减排目标仍然是到2017年力争煤炭在所有能源消费中比例占到65%以下，而全球煤炭在能源中的平均水平只有30%。
如果从全球的视角观察，中国煤炭消费量的下降，不是快了，而只是中等速度。今年以来，美国煤炭消费下降11%，英国更下降了16%；其次，加拿大下降5%，日本下降3%，连土耳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下降了13%。为什么那些煤炭消费比例已经很低的国家仍能以极快的速度摆脱煤炭，一是页岩油、页岩气带来的替代燃料费用变得更为低廉，另一个原因则是各国严格的碳减排政策。如在美国，环保部（EPA）预计，如果没有碳排新规的限制，到2020年美国煤炭消费量将达到8。44亿吨；在新规影响下，2020年美国煤炭消费量将减少至6。16亿吨—6。36亿吨，下降25%至27%。
最可怕的还不是统计数字里燃煤的绝对数量和下降速度，而是那些没有被计入统计的“漏洞”，这些不在环保部门监测范围内的燃煤，其污染之“威力”，才是最令人担心的。11月3日《纽约时报》曾报道，中国自2004年以来平均低报了17%的煤炭消耗量，因此也低报了其碳排放数量。而这些“大量”的数据修改将昭示出中国减排所面临的被低估的挑战。之所以低估，是因为大量小企业的存在，这些企业通常被遗漏在当前的统计体系之外。这些企业曾经无足轻重，现在则不断成长，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个容易被统计部门忽视的部分则是广大的农村，农民曾经用生物物质来做饭取暖，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煤炭价格的下降，他们开始改用燃煤。
煤炭价格跌至低谷，未来也难有起色，作为限煤手段之一的价格杠杆将要长期缺席，政府有形之手，难道不应该更大力度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