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时16分下班以后，吕彪从位于中关村的理想国际大厦出发，搭乘地铁4号线经过14站到达北京南站。来到京津城际列车的检票区候车，从出站到检票只需3分钟。
10月他从新浪天津站调到北京总部工作，于是开始了每日往返京津的上班模式。如果租房，将比他每月往返京津的交通费还要贵上800元。
如果按时下班，他一般会在晚上7时10分左右达到北京南站，然后掏出一张“京津城际铁路快通卡”，刷卡取票，刚好可以赶上7时28分的这班列车，否则他需要再等19分钟才能坐上下一趟列车。
从北京南开往天津的京津城际列车自2008年8月1日开通以来，每天共有86对车次往返，周末则会增加到90对车次，每班列车的间隔最短只差了3。5分钟，最长也不会超过20分钟。但如果遇上诸如五一国庆之类的人流高峰，即便增加到96对车次，依然无法满足汹涌的旅客。不过这对于手持快通卡每日往返京津两地的人来说，并不构成困扰——铁路局会给刷快通卡的乘客预留超过60个位于6号车厢的座位。
吕彪乘坐的城际C2239次列车于晚上7时28分开始发车，平常这个时候他已经坐在6号车厢的某个座位上阅读随身携带的书，这是他多年乘坐火车的习惯。
回想2008年，在京津城际开通前10天他就跑去车站买了一张首发车票，并且骄傲地成为第7位拿到票的乘客。他热衷于体验不同火车路线的首发仪式，曾经在京沪高铁开通的首发仪式上，他因为给温家宝总理让座，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他对铁路的热爱是从大二开始的。那年他参加了一个天津工业历史的课题，而他负责的部分则是天津铁路历史，于是他花了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跑遍了天津几乎所有的火车站，从此成为一名铁路爱好者。
现在，他每天上班需要经过两个火车站，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感。火车站钢制的架构，明亮的灯光，让他感受到工业制造的美感和现代人类文明的宏伟。他也喜欢坐在候车厅的蓝色座椅上，看着人来人往，他总觉得火车站的熙攘和街上的不一样，“所有路过火车站的人都在经历一段长途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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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开始坐火车往返于京津两地的马先生记得，几年前坐火车回天津需要在铁路上耗费一个半小时，火车开到半个小时的时候他就有点困了，然后眯一会儿。2008年他第一次坐上城际列车，刚刚想睡觉，列车员提醒下车的喇叭就响起来了，那种差别给他的印象“非常非常深”。
时空距离的缩小让很多原本在天津工作的年轻人不再顾及房租和生活的压力，前往北京寻梦。只要出勤时间卡得不那么严，从北京四五环外的小区到三环以内单位的时间和从天津往单位赶的时间其实差不了多少。
张承宣特意计算过，从天津家里出发到北京的公司最快的一次只花了100分钟，而即便遇上公交堵车或者赶上城际间隔较长的时间段，单程时间也不会超过120分钟。
去年7月，有人跟张承宣说北京这边有机会，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天津，他在一家建筑公司给一个工程师当助理，总感觉师父压着他，“干不了大活”，而来北京这一年他“彻彻底底地干爽了”。
他觉得这是北京特别神奇的地方，自己没什么本事莫名其妙就有人给你一个大活，“在建筑设计院给各个酒店、住宅、商场画建筑图纸。”而在天津，他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东西”。
干建筑这行，每一次在图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都意味着资历的增加，为此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辛劳。连着3个月，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给客户设计住宅图纸，出图日期卡在哪儿了，出不来就完了”，然后他出了200张设计图。
他和从前的朋友们呆在一起的时候，“聊不上来”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他试着谈论北京城市规划格局，天津和北京城市差异这种有点高度的话题。然而，他在天津的朋友都觉得他每天跑北京“脑子有病，瞎折腾”。
“天津太闭塞了，他们总觉得外面发生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张承宣觉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只有在北京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能够被包容进去，甚至公司的扫地大妈、看大门的大爷在他看来都具有别具一格的魅力。他想聊聊APEC，看门的大爷会告诉他APEC是从1989年开始的；他想聊聊历史，大爷就和他狂侃某位国民党将领的生平事迹。
他时常感到积郁，但也因此迸发出比周围人强烈得多的斗志。这和他耳濡目染的家庭环境相关。他自视为花旗买办的后裔——外公的父亲是宁波的买办，1860年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九国租界之后举家迁往天津。他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长大，常听大人说起家族昔日的荣辉，并因此感觉到自己不同于周围的朋友。
他像天津这座古城一样，或多或少背负着复兴往昔的雄愿。他下班后喜欢看一部讲述天津辉煌历史的纪录片，他看着会突然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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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从来不缺少满怀热情的年轻人在此奋斗，外来人士以每年新增44万的数量涌入北京。过去十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从2003年的300万攀升到800万人，但平均每年只有18万左右外地户籍人口能够拿到落户指标，成为北京人。那些曾经在北京漂泊的年轻人面孔开始衰老，他们需要解决结婚生子、购房上学等从前无需考虑的问题。
4年前和张承宣一样为了事业发展前往北京工作的天津人徐斌，今年“十一”在天津的郊区武清买了一套房，开始了京津通勤生活。
徐斌在天津和北京都呆过一阵，然后总结出北京和天津的不同：“在天津生活得非常舒服，工作起来反而会不舒服；反过来的话在北京工作得很舒服，下了班之后会很空虚。”
他曾经受不了北京的节奏，辞职去天津做广告。每次和一些全国性的广告公司合作，他都觉得像经受了一场屈辱，“你会发现客户在买你的服务，但反而是他在教你怎么做，价值感特别低。”他在天津呆了三年，“觉得男人事业比较重要”，于是又回北京工作。
和在天津工作比起来，现在徐斌周围的同事每个人看起来都很“苦逼“，每个人下班之后“都倍儿迷茫不知道自己去哪”，“最后就成了男男女女一块儿吃个饭，喝个酒。”
去年他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现在他回家以后可以陪媳妇聊天说话，然后两个人悠闲地看电视，他以前会问自己为什么而工作，“其实就是为了这种生活”，他找到了答案。
金建军或许比徐斌的感受更强烈。这天下班之后他在单位的食堂匆匆吃了一份红烧排骨、一份清炒白菜和一两白饭，就往地铁站赶。
金建军觉得自己到了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很多想法这两年慢慢改变了。他在地铁里听到兴奋而又躁动的年轻人大声交谈的时候，觉得这些年轻人的想法好奇怪，如同他看待自己20多岁时候的样子。
他曾经喜欢个高漂亮的女孩子，带出去有面子，现在他觉得只要找个差不多的“愿意和你结婚跟你生活又能过日子的就行了”。他以前理解的幸福就是发大财，因此做过销售，后来发现适应不了，他性格上就不是拼的人，“人家一定要拿下那个单我不一定啊，我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他本来是准备在北京买房的，还想买大的，“一百多平的”，后来想想为了一套房子每个月背着六七千房贷，把大半辈子搭进去划不来，现在他可以“想失业就失业”。
于是他和媳妇在天津买了房，每天往返京津上班。刚开始觉得来回折腾太麻烦，后来有一次他加班，嫌坐火车麻烦就在公司对面的布丁酒店住了一晚，一百多块，只有十来平的房间，墙壁上开一个窗户通风。他感到很不舒服，他想家里的大床，甚至家里的空气都比酒店的要新鲜。后来不管多晚，他都宁可回家，他说自己“上了年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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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停靠21站台，车速从292km/h减速至56km/h，直至完全停止。吕彪把书合上放进长条背包里。他快速穿过站台，往地铁站走，从天津站坐地铁5站路，然后穿越一条小巷，他就到“家”了，“天津这边才是家，北京是工作的地方”。整整2个小时20分钟的行程，让他感到有些疲惫。自从调往北京工作，他不能再随心所欲地熬夜了——为了赶上第二天早晨8点之前的城际列车，他6时30分就得起床。
“以后还是想回铁路媒体工作。”吕彪这样想着，除了拍火车以外他也不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他惟一的愿望大概就是别人帮着把他的骨灰撒到中国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极点的火车站上，还有中国几个重要的铁路沿线，其中每天装载了无数天津人的梦想和欲望的京津城际是最重要的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