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婷走进了西单的一家服装店。她想买一件蝙蝠衫。
小店三四十平方米的样子，有点儿狭长。最里面是收银台，老板娘从后面出来热情地招呼她。邵婷边看边往里走。遇到满意的，就伸手去摸一摸面料，感受一下质地。最终，她挑了两件，试衣间里有人，她就站在门口等，边等边对着镜子往自己身上比划。
邵婷没有想到，她挑选衣服的整个过程被近千人在电脑或手机上议论着，甚至有人对邵选衣服的眼光提出质疑，而始作俑者是老板娘在收银台上放的一个白色摄像头。摄像头通过WiFi与一家名为“水滴直播”的网站相连，只要登录它的网站或手机APP，就可以查看所有的在线直播。当邵的同事告诉她在直播网站上看到她时，这段不足5分钟的直播已经结束。数据显示，有2467个人浏览，还有不少人点赞。
“一想到有那么多的眼睛，背后就升起一阵凉意。”邵婷告说。
邵婷只是众多被直播对象中的一个。打游戏的、住旅店的、喝咖啡的、教室里自习的，甚至是街边驻足的，只要摄像头的管理者愿意，都有可能把实时的监控视频分享到各大直播网站上。邵婷们就如同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楚门，生活中被无数摄像机包围着，所有生活都被直播，自己却浑然不知。
凭什么我被直播
李立完全没想到，自己成了别人眼中的“男主角”。在名为花椒直播的网站上，李立居然看到自己在一家小店里狼吞虎咽地吃着麻辣烫，右手捏着筷子，左手还朝着辣椒瓶伸过去。他甚至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再来点儿辣椒”。
“我的下巴都要惊掉了。”李立形容当时的心情。“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拍了我，竟然还传到了网上。”李立想了一会儿，终于想到了一个合适的词——侵犯。他顿了顿，“对，我受到了侵犯。”
李立去找店主理论，却碰了一鼻子灰。店主告诉他，饭店是公共区域，不涉及到隐私问题。这个从事软件开发的程序员竟然无言以对。
类似的视频，燃烧了整个网络。“我们每天稳定的直播台有6000个，每天开着（的摄像头）超过2万个。”360智能摄像机市场负责人张浩说。水滴直播需要依赖于360研发的360手持摄像机，从2015年3月31日上市到现在，它的出货量已经接近200万台。
“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电视台。”张浩等人试图将水滴直播打造成一个生活直播秀。“直播是在当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有什么。”在张浩看来，直播是一个亟待开挖的宝藏，“相比于微博、微信的表达方式，视频更具有冲击力。”
然而，新技术带来的隐私问题，在开发者眼中却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不算侵犯隐私。”在直播平台方面看来，当人走进公共空间，就不存在隐私问题，与私密空间的摄像头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这个说法很难说服邵婷和李立。在邵婷看来，尽管处在公共场合，店家又有什么权利将客人的影像公之于众呢；李立更是义愤填膺，自己“胡吃海塞”的样子，居然成了一场“演出”。
他们的共同疑问是，难道公共场所的直播没有人管吗？
公共场所也有隐私权
“这些人，知道他们被直播吗？”几乎每个直播台都有这样的留言。
人人成为电视台的时候，人人也可能成为被直播者。林诚是河南许昌一所学校的班主任。在介绍栏里他写道：欢迎关注我的班级，请文明评论。
林诚将一个摄像头安在了教室里。起初，林诚只是想以此来监视学生上课和自习时的情况，后来他发现了居然还有“直播”这一功能。林诚的学生只知道老师在监控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内容已经被放到了网上。
林诚并不觉得这是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学生。”
张浩也持这种观点。在他们的研发过程中，技术团队曾咨询过相关专家，对方的答复是，最多侵犯的是肖像权。
2009年，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完成了一项课题，专门研究公共场所监控图像采集利用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是国内首次进行此类调研。当时研究的一个前提是，城市中公共场所的摄像头越来越多，公共摄像头的安装和使用与公民的隐私权间矛盾冲突不断。
最终，调研报告的一个结论就是：不能因为身处公共场所，公民就要牺牲自己的隐私权。图像监控的目的应该严格控制在维护公共安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范围之内，不能允许超范围使用图像监控及其产生的视频资料。
“公共空间的监控内容应该是空间里的具体状况，比如说什么时候出现了烟火，什么时候人流开始聚集，而不是具体针对里面的人。”汤啸天说，但在这些直播中，不管是直播者还是观看者，其关注目标都是里面的人，实质则是偷拍或者非法窥视。
在中国，对公共空间的隐私权的侵犯似乎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升级。2003年的“接吻案”颇具代表性。上海复兴中学以《校园不文明现象》为题，集中播放了学校摄录的一些校园不文明现象，其中接吻的两位学生被同学们在录像中认出。
受到伤害的两名学生向法院起诉，要求认定上海复兴中学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名誉权和人格权。但后来法院做出判决，认为被播放的两原告亲昵动作，是在学校的公共场合，不具备隐秘性。
事实上，这都在汤啸天的关注中。然而多年过去，国内在隐私权方面的进展却依然不如人意。“直到现在，关于公共摄像头的安装到底要不要履行审批或者备案，谁可以申请安装，图像监控资料如何管理，这些在国家层面的立法中依然都是空白点。”汤啸天说。
所幸近两年各地陆续出台的《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都明确规定：“留存的图像信息除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使用外，任何人不得擅自查阅、复制、提供、传播，更不能作商用。”
“监控者在将这一手段作为安防用途的同时，就具有保管获得资料的义务，更不能用作商业的用途，即便这种使用并没有贬低、诋毁人格的性质，也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汤啸天说。
私人摄像头的出现使得场面更加混乱。数年之前，汤啸天就已经注意到，私人安装摄像头在北京、上海等地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有的居民为保护自身利益，还在住宅的外墙、家门口的楼道里安装了球形摄像头，使得相邻的住户感到自己在他人监视下生活。
汤啸天没有想到，仅用了5年的时间，技术的发展就使得人们进入了一个全民都可监控、全民都被监控的时代。在技术面前，法律再次出现滞后。“私人安装的单个摄像头不能算作监控系统工程，自然也不在公安机关的审批范围之内。”这自然形成了监管的空白地带。
在汤啸天看来，中国也应该尽快制定有关图像监控及其资料管理的法律，为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管理和应用提供法律保障，同时要尽快建立公共场所图像监控引发争议的解决机制，有效保障公民在公共场所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