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看到那三个铁栅门时我没有在意。我的目光一晃而过，雅典有太多的景致吸引着我这个新到游客的眼睛。待旅居雅典的作家、学者杨少波先生介绍说“这，就是苏格拉底当年被关押的地方”时，我吃了一惊，赶紧从近处的橄榄林里收回目光，定睛去看它们。
它们立在一道石壁上，都不是很宽，三扇铁栅门后，是三个石室，也就是石洞。
我惊看着那三个石室。原来，我敬佩的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赴死前就被关押在这里。原来，这道石壁和这些石室，目睹过那个伟大哲人的身影，聆听过他的声音，见识过他的智慧，而且看见过他最后赴死的情景。
这么说，法国著名画家雅克·达维特于1787年创作的油画《苏格拉底之死》中，对于关押苏格拉底囚室的描画，是不准确的，过于理想化了。在那幅画中，囚室很大，石块砌成的墙壁很高，向上还有很多阶梯，明显是正规的房间，而囚室是在房子的底层。画面上苏格拉底坐着服毒自杀的那张床很宽大，而这三个石洞中最大的一个也摆不下那样气派的床。
我看着石洞囚室里不大的空间，努力去想象苏格拉底当年被囚时的生活情景：他会坐在囚室的小床上宽慰妻子和孩子，会在床前狭小的空地上边踱步边默想希腊城邦的未来，会在柏拉图和克利托等学生们来看望他时向他们谈论他关于肉体和灵魂的最新思考成果，会席地而坐吃下狱卒们送来的食物，会在去囚室门外放风时远眺雅典城区并伸手抚摸橄榄树上嫩绿的叶子，会在那个较小些的石室里进行最后一次沐浴……
我猜想，当年苏格拉底被关进囚室后，可能会反复回忆，安尼托、梅勒托和吕贡这三个人为何要以不信本邦神灵，企图另立新神和迷惑、毒害青年两项罪名起诉自己。那明明是莫须有的罪名。他可能最终想起来了，那个控告他的主谋安尼托，他其实是得罪过的。有一次他同美诺讨论美德是不是知识的时候，正巧碰见安尼托，于是便拉他过来提问。结果提问不仅让安尼托陷入了自相矛盾，还损及了安尼托崇拜的政治家，致使他失了面子。安尼托拂袖而去时撂下过狠话：“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容易说别人坏，我奉劝你慎重些！”他可能也想起来了，那个梅勒托是诗人和悲剧作家，而他对诗人没有好印象，曾经讽刺过诗人们，对方参与控告很可能是在为诗人们出气。他也许到最后也想不起怎么得罪了无名演说家吕贡，因为吕贡根本就没进入过他的视野。不过他后来可能想明白了，吕贡会因为参与控告苏格拉底这件事本身，迅速成为雅典的一位名人，这也是人成名的一个法子。
我猜想，苏格拉底被关进囚室后，可能会反复思考：由五百个公民组成的法庭，为什么会判并未犯罪的自己死罪？他对希腊城邦充满感情，没有任何违反城邦法律的举动，他只是喜欢用不断提问和谈话的方式追求真理。他知道把权力交给民众的全部好处，他思考过希腊城邦制度的各个方面，他对人性有过深刻研究。可他就是没有想到，民众在某些时刻对精英人物是存在敌视情绪的——这是人性中极其隐秘的一面。真正的思想者有时会搅乱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因此，真正的思想者不仅可能被执掌权力者视作威胁，也可能被怯懦的民众当作破坏其安宁生活的祸首。苏格拉底的一些思想让民众觉得他太反常、太出格，就是这种反感和敌视情绪促成了错误的判决。这当然是精英人物的悲哀。他们思考的目的是让民众生活得更好，却恰恰又让民众对其产生了敌意。人性是一个隐秘的“洞穴”，所有的精英人物都应该探索这个“洞穴”，以对其有所了解。
我猜想，苏格拉底在拒绝逃跑决心赴死时，并没有估计到自己被处死这件事的全部影响。我从史料上看到，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有朋友和学生曾劝他逃跑，而且当时他也确有充裕的时间和机会逃跑。但他断然地拒绝了，理由是：既然身为雅典公民，就理应遵守雅典的法律，雅典的法庭判我死刑，我就应该甘愿受死，以维护法律的尊严。若越狱逃走，就是以错对错。我估计，他当时只是想用自己赴死的行动，去感动更多的人遵守雅典的法律，他根本没有估计到，他的死，会成就他的不朽声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著作的他，能获得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从容赴死让他受到了广泛关注。在那个没有报纸、电台、电视和网络的时代，人们在口口相传他被不公正地处死这一事件的同时，开始互相转述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便随着他屈死的故事流传开来。
苏格拉底死了，他的死让今天还活着的我们意识到了三个问题：其一，不要因为私心和私利去控告他人，不要利用社会公器去伤害他人。即使你使用的理由很堂皇，即使你当时得到了广泛支持，即使你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历史都有可能跟你算账，都有可能让你像安尼托那样，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小丑的形象。其二，不要因为自己是平民，就认为所有的人间悲剧都与己无关。很多悲剧是掌权者制造的，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民众，有时也会像当年雅典那五百个公民一样制造出悲剧。其三，不要以为死就是生命和事件的结束，恰恰相反，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死，正是他哲人生命的另一种开始，是他遭控告事件被追问的开始。
苏格拉底死得太冤了！
苏格拉底又死得太有价值了！
苏格拉底，我来向你致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