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上，如今人们的财富收入差距的确在增大，而贫富差别和人格尊严的差距还需另眼相看。
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贫富分化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具体、详细的统计数据是怎样的，据我了解，存在不少疑问。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过大的收入差距，通常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落时将会铤而走险。
贫富差距直接导致的后果，本应是犯罪率的提高。我查了2000年以后的《中国统计年鉴》，发现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等，才是治安恶化的一些诱导因素。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不至于导致政治问题。令人担忧的是，政府部门拒绝沟通所带来的群体性的官民冲突，有可能转化成社会事件，致使社会波动。
其实，“公平”是一个含混的词。由于含混，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最直观的公平，就是大家差不多，特别是大家的消费差不多。有些人看到当今社会穷的穷、富的富，消费水平相差十倍百倍，不平之心，油然而起。
在我看来，人们花钱所带来的享受，从效用上讲，却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现象，只不过富人为了区别于众，在消费的品牌上，和穷人拉开差距。
一个普通的手包和一个LV包，在功能上，没有什么差别，富人却喜欢拥有它的那么一点意义。一件名牌服装，据说比普通衣服更舒适一点、更有型一点、更耐穿一点……只是这“一点”的差别，不是内行还看不出来，但是这“一点”却花了富人大量钱财。为了穿暖，他们只要花1%的价钱就够了，但为了这“一点”，他们花了其余99%的价钱。
因此，有人提出，现在，贫富差别可能比改革开放前还小。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
就拿通讯来讲，改革前，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在家里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那时候，城里人基本能吃饱穿暖，而很多农民挨饿受冻，淮河以北的穷人，只有冻得受不了了，才会买鞋穿，今天，挨饿受冻的人已经非常罕见。即使是乞丐，也比30年前的农民吃得好、穿得暖。
想想看，30年前是吃饱和挨饿的差距，今天是吃什么的差距；30年前是穿暖和受冻的差距，今天则是穿什么的差距。哪个差距更大，不是很明显吗？
现在，穷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这方面的差距，远远超过吃、穿、玩。
改革前，国家领导人才有别墅，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挤。现在，上千万个富翁住进别墅，更多的人居不得其所，这种差别所带来的享受上的差别，是最值得注意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廉租房或住房补贴的政策，帮助那些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
同时，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差别，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由此得以增加，对全社会都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各国都提倡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这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穷人却所得极大。
我们国家现有的政策，限制了民间慈善业的发展，政府主导的慈善机制，由于不公开、不透明、难监督的操作，使得许多富人对于善款的去向，心存疑虑，从而限制了富人的捐赠积极性。
人们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社会的收入差距，我认为，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并不存在。比如有人说，印度的基尼系数，比中国还要恐怖，但由于这个国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贫富差距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香港跟大陆是一个文化一个历史，它的基尼系数，要比大陆高得多，也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贫富差距到什么程度，会造成什么后果，跟一个社会的文化、历史、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都有关系，加上中国城乡二元经济这些历史造成的差距，更不具备可比性。
人类发展有一个好的趋势：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
比尔·盖茨的收入缴完税，还有好几百亿美元，是中国普通农民财产的一亿倍，而让农民给比尔·盖茨倒杯咖啡，盖茨也得说声谢谢。总统一样要对服务员说谢谢，当年的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对李莲英道谢。“文革”时，大家的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地位却不平等，不但政治上极端不公平，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虽然财富差距悬殊，但仍然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