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读了两汉早期思想家贾谊的《陈政事疏》，后来又回头读了《周礼》，才发现日本当年武士阶级的切腹，其实是源起于中国的周朝。
周朝时，周公制礼，奠定了人类最早的统治哲学与制度。它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统治阶级，另一类则是被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要用法来约束，而对统治阶级，则要靠礼。周朝所谓的礼，不只是礼貌、礼节，而是一种以荣誉感为核心而形成的适当行为准则，它与法有重叠，但像政治责任这种抽象的价值，则不在法的范围内，而是礼所管辖。
因此，若官员及皇室家庭犯了失职或私德的大错，不会将这种人上了脚镣手铐、拉出去砍头示众，而是让他到皇城偏僻角落、菜园的小房间自裁谢罪，自裁的监督者就是管菜园的“甸师”。在周朝的统治哲学里，统治的阶级主要是靠荣誉感和责任心来自律，活要活得有荣誉，犯错而死，死也要死得有尊严，这不是特权，而是要用这种“礼”来巩固统治阶级的节操。
因此，周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实是有深意的，身为社会精英，就要有精英的荣誉感和责任心，要尽心尽力，自求完善，这种就是和老百姓不一样，而是更好的精英意识，当社会精英统治老百姓时，才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只是到了后来，这种以荣誉感和责任心为主的精英意识已无人再谈，甚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也被曲解，古代统治阶级成了官官相护的特权阶级，于是中国的统治哲学遂告崩溃，官场也日益沉沦。
因此，对周朝那种统治哲学让人心生向往。既然一个人当了阶级的成员，就应该有以荣誉感及责任心为基础的精英意识，如果犯了大错，就应切腹以谢罪。现在这个时代还在谈切腹，当然已不合时宜，但周朝那种严以律己的精英意识，却是不变的真理。现在就少了这种精英意识。正因为欠缺了精英应有的荣誉感和责任心，遂难免乱象丛生。
其实，我从不反对一个阶级社会。任何社会，由于禀赋的不同，都有上智下愚之分。一个良好的阶级社会，就是让智者，让他们的精英意识成为统治阶级，为被统治阶级服务。这种形态的阶级社会，应当是个好的阶级社会，就以近代英国为例，它们从中学起，就在培养精英，中学就念伊顿公学，大学就属牛津、剑桥，官僚、治学及科研的精英尽在于此。
而中国以前也有精英，古代的科举制度就是精英的选拔制度。只是读历史的都知道，精英意识的维系，必须有它的经济物质基础。明末的顾炎武先生在他所著的《日知录》里就已说过：“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不可去者，以给俸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他特别指出，中国古代即俸给微薄，特别是从明代开始，俸给更差，当官僚精英，其俸不足以养廉，自然就会以其权力来换取金钱。明清之世，无官不贪，当贪已成了一种习惯、一种制度与文化，它就难以改正，甚至法治也都不可能。这乃是最致命的课题，相对而言，新加坡的统治模式仿效英国，统治精英均俸禄极厚，足以过中上等的生活，在这样的基础上，自然会法治有效，精英阶层才像个精英。
中国必须有精英，精英该有荣誉感与责任心为主的精英意识，而整个俸给制度必须配合，然后才可能弘扬法治，使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工程走上平顺的大道。一个无阶级的平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中国人不要再做这种梦，中国人要做的是理想的精英社会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