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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温州做调研。那时的温州人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而臭名昭著，杭州等城市公开焚烧温州皮鞋，北方的一些商店门口甚至贴出告示，“狗与温州货不得入内”。
然而，就在外界看来信用已经全面破产的温州，我却发现了一个让人十分意外的现象：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信用状况居然非常好，两个同村人借钱是不用打借条的，几万元的现金，有借有还，仅凭口据。
为什么彼时温州人敢于欺骗天下消费者，却不敢欺骗一个老乡？道理在信用成本：他把假货卖给一个杭州人或鞍山人，大不了从此永不再见，反正，中国那么大，一辈子也骗不完，信用违约的成本几乎为零。可是如果失信于一个同村人，那么，他可能此生在温州地区再也借不到一块钱了。
几乎相同的例子，几年前我在法国又遇到过一个。
一位法国汽配商宁愿以较高的价格从德国制造商那里进货，也不愿意跟产品价廉物美的中国供应商打交道。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都跟那家德国商人的爷爷和爸爸做生意，我的儿子也许仍会同他的儿子打交道，可是，中国人呢，这笔生意之后，他们又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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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公民社会，信用的效率决定了一切交易运转的效率。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论证说，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就是人际关系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其抽象性建立在交换或合作之中。开放性的效率，就是人际信用关系的成本。
1937年，科斯在他的天才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这一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和订立合同的费用，以及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
后来的杨小凯等人又将这一概念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在内生交易费用中，便包含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等，是需要以概率和期望值来度量的潜在损失可能性。
在内生交易费用的构成中，信用成本最为隐性，也是弹性最大的一部分。
在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不好的经济制度则会提高社会的协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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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既然有成本，那么成本就会有边界。
在当今中国，信用体系的崩坏，源于功利主义哲学的盛行和信用违约成本的制度性低廉。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信奉“成功至上”，认为“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无论你用何种手段，只要能够最终攀上财富的高峰，便都会受到追捧和尊重，甚至丑闻本身，也可以成为提高知名度的某种台阶。
在极端功利主义的社会共识之下，一方面，道德风险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使得商业获利能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几乎崩溃，交易的潜在风险大大抬升。
与此同时，则是制度安排上的信用违约成本非常低廉。
过去这些年，中国互联网企业之间——尤其是平台级企业之间，互相抹黑、造谣的风气十分猖獗，有的甚至以起诉和反起诉的方式来遏制对手的发展。某几家企业一年打十多场官司，场场落败，却一点不妨碍企业壮大、上市，它的创始人像乔布斯一样地四处布道。
因为在中国，侵犯名誉权的惩罚额度，最高为50万元。用区区50万元或者几个50万元的代价达到阻击乃至消灭对手的目的，而且不用担心道德风险带来的惩戒，那么，劣币驱逐良币，君子都成“刀俎上的鱼肉”，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竞争战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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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之间的那种原始的信用体系，是在2009年之后崩塌的。
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温州商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人不会为了几万元背信，可是为了几亿元乃至数十亿元，他可以跑路，可以人间蒸发，可以永远地离开他的宗姓圈子。
在不久前的魏则西事件中，莆田人在医疗服务中的信用已然破产。在医疗界，“我是一个莆田人”，以及“这是一家莆田人开的医院”，会是一个羞耻性的信用符号。
而这两个事实，都算是极端性事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善，甚至还在崩坏的轨道上继续滑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人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人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仍然是严重的社会疾病。
也许只有下述事实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的弊病：
——全社会摆脱对成功的迷恋，人们开始具备道德常识，“不作恶”成为公共底线，恪守信用的人受到尊重，而那些背约者则被公众及同业者唾弃；
——加快推进个人及企业信用体系的健全，发挥公共舆论的健康监督力量，让中国渐渐地成为一个“档案社会”，信用的价值体现为一个人或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大幅提高个人及企业的违约成本，增强法律对信用违约的制裁，使之具有更大的震慑力。
“这个社会的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
人性是最不可靠的，唯一可以凭借的，是制度对违约成本的量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