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见到一个“下了海”的文化人。几个还在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他所经营的饭店里，大谈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竟是老板。他苦着脸，指责自己越陷越深，离原有的理想越来越远——金钱，使人腐败。
他的忧郁与自责使我想起传媒上对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贪婪风气的种种批判。我向来理解权力使人腐败，金钱，却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一个人有了钱，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识，可以在国内国外游走，可以使家人丰衣足食。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不钻营奉承，可以不小头锐面。资源的充分，使他比较容易成为一个教养良好、宽容大度、体恤弱者的人。当他行有余力，他可能在乡里间铺桥修路、救济贫苦；当他飞黄腾达，他可能在社会上成立各种基金——残疾基金帮助照顾残疾者，文化基金鼓励艺术创作；他也可能在学校里设置奖学金，为国育才。
一个国家有了钱，它就比较容易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人福利、失业救济、幼儿培育、残障孤儿的照顾，都需要金钱的促成。有了财富的基础，一个社会比较容易达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境界。
现在对经济狂潮大加鞭挞的忧国之士不妨看看欧洲的心路历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是一个环境优美舒敞、人文气质高尚的地方。公园池塘里的天鹅悠游自在，无人打扰。路边野生的红艳苹果自生自落，无人撷取。搭地铁公车进进出出全凭个人诚实购票，不需检查。生了病去看医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疗，账单以后寄来。张贤亮和朋友在欧洲餐馆吃饭，忘了付钱。走出餐馆了，侍者才追来提醒，态度委婉客气，毫无猜疑的神情。
这样的雍容大度，对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实是经济的塑造。如果张贤亮在50年代来到战后民生凋敝的欧洲，侍者对忘了付账的客人可是要怒目相对的。战后的德国小孩在大街上抢美国大兵从吉普车上丢撒下来的巧克力糖，满脸胡楂的潦倒男人在马路上捡拾烟蒂……
马歇尔经援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复苏。钱，使人们活动起来。经济发展所带来第一个狂潮是“吃潮”。人们拼命买吃的东西，谈吃的话题，做吃的计划。文化批评家们在报纸杂志上也就拼命批判国人的贪吃丑态。“吃潮”稍退，紧接着涌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装得下好几天的吃食而且保持不坏，举国为之疯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为救国救民却为了挣够钱去买个大冰箱。报纸上则充满义正词严的道德指控：精神污染、文化失落、道德沦丧……
四十年之后的德国，是一个连底层的扫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国度假的国家。于是你看见他们的孩子彬彬有礼，他们的公车司机会等到最后一个乘客都安稳落座才再度启动，他们的国家拨出大笔大笔的钱给饱受战乱的波西尼亚难民，他们的大学对全世界的学生开放，不收一文学费。
这种百川不拒的宽松，与民族性格关系少，与有钱没钱关系大。钱，当然不会凭空而来，它必须通过劳心劳力去挣取；如果这个劳心劳力挣取财富的行为叫作“贪”的话，那么“贪”有什么不好？它根本就是一个经济动力。
我多么希望那位“下了海”的文人老板能欢欣鼓舞地经营他的餐馆，然后有一天，他的钱实在太多了，他成立了一个乡镇图书馆基金会，使最偏僻的小村子也有自己的儿童图书馆；他设置了一个以他自己为名的文学大奖……有一天，当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时，谁知道，中国说不定还要经援美国和德国呢。
腐败不腐败在于公平不公平；金钱，倒是无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