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一篇《纽约时报》关于韩国的补习学校的文章。文章里说：“对一个有抱负的韩国青年来说，高考的结果不是成就他，就是毁了他。”一位母亲补充道：“在我国，大学入学考试可以决定一个人70%～80%的未来。”
现在还有人抱着这么过时的观点，真是令人震惊。比起25年前，美国人的生活道路似乎更少地被学历决定，而更多取决于工作表现。你读了哪个大学还是有影响的，但不那么重要了。
美国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想想，到底学历制度的目的何在。从功能上来说，它们是一种用来预言效能的方法。如果你能够衡量实际的工作效能，你就不需要学历了。
那为什么会演变出学历制度呢？想想学历证书最早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出现的：为大机构选择候选人。在大机构中，个人的表现是很难衡量的。而越难衡量，预测表现的重要性就越高。
但是这种方式在小公司里不会奏效。即使学历很高，如果你的工作表现配不上学历，公司很快就会破产，员工就会四散。在一个小公司的世界里，效能是所有人关注的一切。为创业公司招募员工的人不会在意你是否从大学毕业，更不用说从哪一个了。他们只关注你能做什么。几十年前，美国经济由几家大公司主宰。在那样的环境下，实现雄心的途径就是加入其中一家，然后往上爬。所以在那时学历很重要。
而在今天，如果一个组织能够既迅速又经济地鉴别出新招募者的效能，就没有必要再去检查他们的学历了。小组织可以先来者不拒，再把好的人留下来。所以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有越多越小的组织，就越不会那么在意学历。
在美国是什么使小机构取得成功呢？因为小机构可以比大机构更快地想出新主意，而且新主意越来越宝贵。
创业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科技开始发展得太快，大企业再也没办法捂住盖子不让小企业出头了。所以美国产生了一种现在看起来显而易见的原则：按市场标准给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付酬，并从他们那里得到相应的高绩效。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从笼罩着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时间的停滞中一飞冲天。这其中有关联么？我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有这种感觉。当时有巨大的能量被释放出来。
一个国家如果想获得竞争力，就应当关心国内出现的创业公司的数量，应当问自己一个问题：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是否能够按照市场水平取得体面的工作报酬？
我们需要的就是在经济中建立几个按绩效付酬的滩头阵地。衡量标准会像火一般迅速传播。如果聪明努力的年轻人通过建立自己的公司，可以比给现有的公司打工挣得更多，现有的公司就只好付给他们更多，以便保住员工。这样，市场标准就会渗透进每个机构，包括政府。
没有人喜欢权力在代际间的私相授受，不管左翼还是右翼。但比起左翼不得不依赖的学历主义，右翼偏爱的市场力量已经证明它更能对权力起阻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