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什么地方，如今关心养老金方案的人，都不可能只是老年人，还有缴纳社保养老金的主力人群——正在为事业打拼、奋斗的中青年人群。大家关心的问题说起来无非是：按照现在的养老金缴纳标准，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社保退休金究竟能不能够让已经步入老年的我们继续体面地生活？
我们大部分人或多或少有中国式赡养老人的经验，这些经验大部分是从父辈和祖父辈那里获得的。比如我们祖父辈的养老，基本上是依靠他们的众多子女共同负担，似乎养老金并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因为平日的大部分开销由家庭成员负担，即使生病住院，也有社保、医保分减负担。
但这种情况在我们父辈身上渐渐有所改变，他们开始关注养老福利金这件事。并且，由于生育子女的时候刚好受到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因此依靠众多子女共同负担的策略完全行不通。而到了我们自己这一代，情况恐怕会比父辈更加堪忧。
“80后”一代人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要缴纳社保金，而要享受到社保金的切实福利，至少要等到65岁以后。以本科毕业23岁开始工作计算，要在42年以后才能拿到第一笔社保养老金。如此久远的未来，确实让人难以预料其间的各种变数。但无论如何，作为没法指望子女养老，而只能依靠社会养老金来过退休生活的一代人，总难免忧心：假如交了多半辈子钱，到头来这笔钱不能负担自己年老时的生活，那么我们的未来将变成什么样子？
显然，当我们老了，我们的收入確实有从中层跌入底层的危险，或者说，我们都有成为“下流老人”的可能。
让我们通过近邻的经验反观自身。在“穷困者支援”非营利组织工作的日本作家藤田孝典，在《下流老人》一书里，提到日本普遍存在的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情况。作者认为，所谓老年人的贫穷，是指个人收入未达到所在地区收入中位数一半的情况。“下流”二字，是指收入水平和社会阶层从工作时候的中等水平向下层滑落，甚至滑落到贫困阶层的事实。不仅收入变得极低，没有足够存款，而且在社会上没有可依赖的人（社会性孤立）。因此，“下流老人”一词，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失去所有安全网络的状态”。
作者在书中说，日本年金（社会养老金）制度已经越来越无法有效发挥功能。《2014年高龄社会白皮书》显示，全日本只有20%的人认为能领到10万日元年金，19%的人认为能领到15万日元年金，预计能领到30万日元以上的只有2。8%的人，超过一半的人年金在10万日元到20万日元之间。不难看出，能够获得高额年金的人数非常少。然而，在普遍拿不到高额退休年金的情况下，人们退休后的生活将呈现何种面貌？
据日本总务省在2014年的统计，如果是夫妻两名高龄者一起生活，那么包括衣食住行和社会保险等所有的费用，平均一个月需要27万日元。也就是说，到了65岁，就算一个月有20万日元的年金和其他收入，一个退休者即使有300万日元存款，也会在大约4年时间内全部用完。哪怕存款达到1000万日元，也撑不过14年，最终也会陷入贫穷。那些在退休前收入貌似不错的白领，最后可能都无法幸免地“遇难”，陷入“下流老人”的境地。
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如果日本的老年人贫穷问题都已经如此严重，那么可以推知，在人均收入远不及日本的中国，普通人因为养老问题而从中产向底层滑落，甚至陷入经济崩溃的实际人数比例，将会远高于日本。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我国老年人口在2025年将达到3亿。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要想维持基本体面的生活，需要耗费多少钱呢？假如取社会平均收入一半的算法，每月最少需要约2600元（201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3241元）。一年下来，光是发放养老金就得花9。36万亿元。而且，这个粗略的计算法还没考虑通胀和工资标准上调等增加养老成本的因素。
上哪里去弄这么多钱来发放？虽然现在对外宣称社保金盈余超过4万亿元，但考虑到现在养老金标准每年上调6%左右的幅度以及与日俱增的老年人口数量，可预见，将来社保要么入不敷出，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要么像现在一样，只能保障一部分人。
退休金实际上不足使用的现实，必然会促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放弃闲散的退休生活，继续工作。“工作到死”不仅是日本社会的现实，应该也会成为我们未来的常态。
藤田孝典在书中引用《2014年高龄社会白皮书》上的数据：年龄超过65岁却迫于生计想要继续工作的人数比例高达50。4%，超过总数的一半。在希望继续工作的理由当中，约有76%是“可以得到生活费”。而根据日本总务省对65岁以上高龄者的调查，如果退休后不继续工作，很多人的生活就无法继续，这迫使他们成为就业市场上高龄的劳动者。每5个退休老人中，至少有2个人依然在工作。
关于退休人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目前国内尚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但是，从我们今天的日常经验来看，有意愿将“活到老，干到老”的目标付诸实践的人，今后会越来越多。若不如此，成为“下流老人”的可能性会增加很多。
如果想维持体面的退休生活，那么我们不能寄望于社保养老金。自己投资、自己养老，才是当下靠谱的自我赡养之道。虽然全民性的养老计划对于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实际上，在政府普遍差钱的今天，大部分国家的全民养老计划，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拆东墙补西墙属于常态。不仅仅是中国、日本面临全民性养老问题，“环球同此凉热”已成目前的共同趋势。前几年，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希腊，计划在未来把平均退休年龄由61岁提升至63岁；意大利政府宣布，公务员退休年龄从61岁提高至65岁；法国内阁则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草案，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逐渐提升至62岁；英国政府建议取消65岁退休的规定，5年内调高退休年龄至66岁……退休年龄提高，实际上是一种解决养老金不足的缓兵之计。而这种政策推行的直接后果便是，人们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去供养老年人。社会福利资源也将进一步向老年人倾斜，例如，医疗资源的80%以上被老年人占据，年轻人反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工作人群需要缴纳的养老金负担越来越重。长此以往，年轻人群和退休高龄人群的矛盾和裂痕只会日益加深。
“如果长寿的人变成社会的包袱，生命的价值本身或许就会受到轻视。”藤田孝典不无忧虑地写道。越来越多“下流老人”的出现，其最为恶劣的影响在于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崩溃，高龄者将不再受尊敬。高龄退休者是对社会或经济发展有贡献的人，在大部分文明社会中，高龄者受到敬重。但是，养老政策如果无法协调退休人群和工作人群之间的平衡，那么，高龄者耗尽全力对社会尽责却无法得到尊敬的时代，或许很快就会到来。
最后我只能劝自己：别退休，接着打工吧！否则我们的结局就很可能印证了科恩兄弟那部绝世好片的名字——老无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