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一长假，你是窝在某处海滩发朋友圈，还是在埋头加班？如果是后者，恭喜你，你已经具备“高净值人群”的一项重要特征——忙碌。
在创业人群中，7×24的工作时间已然是新常态。尽管研究表明，员工超负荷加班并不一定能为公司带来销售额和利润的必然增长，但很多企业家还是选择了工作狂式的生活：苹果公司CEO库克每天早上四点半开始工作，史玉柱则喜欢在凌晨三四点开会。
忙与闲的选择
与大部分人的常识有所背离的是，全球范围内，不仅是创业者、大企业家，整个富裕阶层的工作时间都变得越来越长。
美国劳工统计局（BLS）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周薪在1381美元以上的美国人每个工作日的平均工作时长长达8。55小时，比周薪在560美元以下的人要多出近半小时。而在超过25岁的美国人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比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每天的休闲时间平均少近1。3小时。
中国尽管缺少国民日常作息时间安排的官方调查数据，但是仅从“春雨医生”创始人猝然离世在创业圈引发的哀悼来看，中国的新富人群同样承受着超强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从一些社会零星调查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高知、高收入人群的工作时间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调查显示，2009年，北京地区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其中，企业经营者和拥有博士学历的人周工作时间都在50小时以上；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2011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近4成白领每天工作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46%的受访者平均每周要加班1～2次。
十多年前的记忆
日本经济学者门仓贵史在一本书中描述了当下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状态——终日奔波劳苦，却仍然过不上富裕生活，甚至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门仓贵史创造了一个名词来称呼这帮忙碌而绝望的人：穷忙族。在信息革命爆发之前，忙碌一直是劳动人民的表征：无论是中国《诗经》里描绘的“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中伐木工的怨愤，还是卓别林电影里流水线上工人的麻木，底层人民辛劳一生却食不果腹。
相反，地主、贵族、资本家则终日悠闲，就像是18世纪《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这样的富人，一家五姐妹终日不是在打听舞会传闻，就是在奔赴舞会的路上，更不用提像男主角达西这样年入数十万英镑的“钻石王老五”。与简·奥斯汀相隔半个世纪的另一位英国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在其名著《南方与北方》中一扫奥斯汀的乡绅田园风，代之以轰轰烈烈、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蒸汽时代，书中男主人公的人物设定不再是依靠祖产的文艺阔少，而换成了脾气暴躁、时常抡起胳膊和闹事工人干仗的纺织厂厂主，那正是贵族式微、资本家兴起的年代，蒸汽机的出现使得财富的流转除了代际传递的渠道之外，还开拓了白手起家的可能。
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开端都是富人忙碌的开始
蒸汽机、电力的发明，使得平民阶层有机会通过创业的手段，快速积累财富跻身富裕阶层，而大批没落贵族则坐吃山空。在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依靠工业起家的人们迅速取代依靠土地发家的贵族，成为富裕阶层的主体，工业新贵的后代又重复地主阔少的纨绔，于是富裕阶层再次贴上悠闲的标签。这一切直到信息革命的爆发，才迎来又一次的循环。如今，代码取代了蒸汽机、电力，成为新世界的权力钥匙，当金矿不再埋藏在地壳深处，而寄生在一堆代码之中时，程序员、工程师、产品经理控制了时代的点金术。
时间，对于科技新贵来说就是一切。山姆·沃尔顿花了近40年时间，把沃尔玛打造成世界第一大零售商，然而杰夫·贝佐斯只用了10年，就把亚马逊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万有商店；Facebook股票3年涨了6倍，而埃克森美孚石油股价则横盘多年，互联网一代的公司也因此被冠以“快公司”之名。对科技新贵来说，每一分钟的休闲时间，都意味着巨大的财富机会成本流失，这就使得在办公室里加班成为比休假更接近经济理性的选择。
比经济利益更能驱动工作的是乐趣。如果不能从忙碌中获得巨大快感，工作狂必然失落。与卓别林时代的乏味工作不同，现在，大量重复性的工作正在被机器所替代，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需要的是知识和创意。一如德鲁克在六七十年前所预测的，人类社会必然进入到知识社会阶段一样，从工程师、程序员到心理咨询、旅行规划师，无不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兴趣支撑，正是知识、兴趣和职业三位一体的结合，使得当今大量的创新工作变得不仅是获取报酬的一个职业手段，更是个人兴趣的锤炼平台。2016年9月，扎克伯格在尼日利亚回答当地开发者提问时表示：“我真的热爱写代码，那是一件优雅的事情。你想做什么，代码都能够帮你做到，而人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