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有一个基本功，叫作“拉片子”。打开一部电影，随看随停，从镜头运用到台词走位，一帧一段地悉心揣摩。拉透了片子，大师的用心便了然于胸。
同样的道理，想弄明白一段历史，也得把相关史书“拉”上几遍才行。可史书大多乏味枯燥，真是打死也读不进去。怎么办呢？幸好有一位先贤，为我们指了一条明路。
这人就是苏轼。别看苏轼天资聪颖、文采风流，其实他当初读史也是苦不堪言。那么，苏轼是如何克服这个困难的？这就要从一个叫王庠的年轻人说起了。
王庠是苏轼弟弟苏辙的女婿。他是个学霸级的人物，七岁就能写文章，水准不输成人。王庠曾发下宏愿：闭门读书，穷经史百家之学。
苏轼生怕这位侄女婿空有读书之心，却无读书之法，特意写信过去，谆谆教导，大意如下。
年轻人若想立志读书，每本书都要读上几遍。要知道，书籍就像大海，里面的内容实在太多，穷一人之精力，根本不可能尽数吸收，只要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就行。所以每次读书，只带一个目标。比如，想研究古今兴亡治乱和圣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盯死这个目标去读，其他都不要去想。读第二遍时，再设定新的目标，如了解事迹、故实、典章等等。这办法虽然笨，但一旦学成，便受用无穷，比泛泛了解的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史书读起来乏味？因为你没有目的，读的时候不知侧重何处，自然味如嚼蜡。当你有了方向，便可做到有的放矢，对资料有所取舍，专注一道，兴趣就来了。
这点我深有体会。我读《汉书》时，觉得里面最无聊的段落是《地理志》，各种地名堆砌，可读性极差，我从来都是绕着走。有一次，我要写王莽，谈及他乱改地名的事，忽然想到《汉书·地理志》里，班固细心地在每一个地名后头，都加了一个“莽曰”，标明该地在王莽时期叫什么。我想解决这个疑问，便兴致盎然地去“拉”《地理志》，一条一条看过来，边看边笑。王莽实在太神经病了，无锡改有锡，亢父改顺父，简直可以当段子来看。从前我怎么没发现？上下两卷《地理志》读完，跟看笑话书差不多，轻松愉快。借着这个劲儿，我又去读了新莽以及东汉初年的人物传记，还有谭其骧的《新莽职方考》。
我相信苏轼“拉”《春秋》一定也是用这法子。一遍一遍地读，每次都专注于一事，要么是礼法，要么是史实，要么是孔子遣词用字的微言大义……所以他成了治《春秋》的大家。
就这个话题，郑板桥后来做过进一步阐发，说：“学问二字，须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今人有学而无问，虽读书万卷，只是一条钝汉耳。”
所谓的“问”，其实就是读书的目的。那么，苏轼读书的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呢？
曾经有一个眉州同乡少年才子唐庚，来拜访苏轼。
苏轼问他最近读什么书，唐庚说：“《晋书》。”然后咣咣咣讲了一通，苏轼突然没头没脑来了一句：“里面有什么好听的亭子名吗？”
唐庚哪能读这么细，答不出来。回去琢磨了半天，他才领悟到这是苏轼在教他读书之法。估计苏轼当年读《晋书》，其中有一遍是专门研究里面的建筑物名称。
再好的办法，也得持之以恒，该下的苦功夫不能少。
苏轼被贬黄州之后，朱载上有一次去拜访他，苏轼半天没出来。朱载上问他干吗去了，苏轼说我做功课呢，每天得抄几段《汉书》。朱载上说：“别逗了，你一个学霸，还用得着这样？”苏轼特别严肃地回答：“可不能这么说，《汉书》我都抄三遍了。最初每一段事，我得写三个字作为标题索引，后来要两个字，现在只要一个字就够了。”朱载上拿过抄写本，苏轼说你随便挑个字吧，朱载上从标题里选了个字，苏轼顺着这个字一口气往下背了几百字。
朱载上回来跟自己的儿子感叹说：“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可不勤读书邪？”
归根到底，天才都这么努力，我辈再不加油，就更没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