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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眼中的人生

2022-04-24社会

先从我的愤青时代说起。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很强的批判味儿。我在东南大学上到大二,已公开向老师们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因为我已经把那些老师都看明白了。我开始进入自学状态。那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我们那个班被戏称为“大师班”,连每次作业不及格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大师的坯子,都坚信自己做得很好,跟老师辩论“为什么给我不及格”。当年的学习状态是,你到夜里12点还会看到有同学捧着一本黑格尔的书坐在楼梯上,一直看到凌晨3点还不回宿舍。大家都进入了自学状态。这跟高考恢复,大学重新开课不久有关,老师能教给你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适逢新艺术、新思潮,每个人都抓住机会用各种方式自学。

1987年我24岁,血气方刚,目中无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建筑界,从各位大师一直批到我的导师为止。大师名单里,当然有梁思成。那篇文章没有地方给我发表。

很多人在批判,我则总在问一个问题:批判完了我们做什么?是不是经过批判,经过这种所谓的革命就真的能诞生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事物?那时我就并不肯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这种对于“建设性”的觉醒,源于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遇到的校长和恩师钱锺韩。那是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人。

整个学校有9个系,刚进校时每个系要派一个学生代表去听校长训话。我很幸运地去了。钱锺韩校长是钱锺书先生的堂弟,是那个年代很特殊的人。他在欧美游学七八年之久,但没有在任何一所学校读完过,也没有取得任何一所学校的学位,他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各个学校的图书馆里。

他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钱氏定理”,用一个定理就变成了一位大家非常尊重的学者。他那个年代会出这样的人。他在给我们训话的时候,主要是在教我们如何向老师挑战——“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没有备课,你要认真准备的话,你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在台上下不来的”——他认为只有进入这种状态的学生才是好学生,而不是那种听话的、拿高分的学生。

刚入学就有人来指点你,这是很幸运的事。所以我到后来胆量很大。

硕士毕业时,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学位委员会最后却没有给我学位。理由是“这个学生太狂了!”之前已经有人给我传话,告诉我若不改论文就没有可能获得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死屋手记”,明显是在影射我们学校建筑系和整个中国的建筑学状况。日后有人对我说,中国建筑学其后20年发生的事都已提前在我那篇论文里讨论过了。我一个字也没改,离开学校前影印了5本放在学校阅览室。后来的很多学生都翻过,但当时我们的老师基本看不懂。

10年后的1997年,我参加东南大学校庆,当年系里的一位青年老师见到我,说:“你这个人变化很大。你一点儿也不酷啦!”我问:“我原来是怎样的?”“原来啊,你在东南大学的时候,每次当你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10年,正是妻子对我的改变,让我变得温润平和了。我写硕士论文时已经与我妻子认识。她对我的影响深远而又无形,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当年的那种劲儿还埋藏在很深的地方,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外面已经很温和很圆润,不那么危险、不那么生硬了。

这种蜕变你自己很难知道。2007年的某一天,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筑(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面前,对我说:“别人很难不喜欢它,因为它有很温暖的东西让你感觉到你会爱上它。”我就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变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个10年过去了。

实际上,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像是苏醒。它可能在我童年,或者再小一点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接下来你经历社会的巨大变动和青年的愤怒阶段,很多新的思想进来,融合后你会发生一次蜕变,蜕变之后你还能回到一开始的那个原点。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这个原点,它是一种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做象山校区项目,让我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比如,我觉得象山校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童年的回忆。

我的童年正好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随母亲在新疆生活,母亲工作的那所学校,因为停课,整个校园被开垦成了农田。我和那些老师一起变成了农民。白天劳动,晚上农民们会聚在一起喝从云南来的上好普洱茶和咖啡。我们谈普希金,谈鲁迅,谈很多中国的、外国的事情。那是很可怕的年代。但当时间过去,有一些其他东西会被你看到,我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孩,在一个小孩眼里,我看到了我该看到的东西。

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大地,泥土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与收获,我都有极大的兴趣参与。我在7岁时已经开始为家里挑水。新疆的水桶是最大号,洋铁皮的,从我们家到水井有400米,第一次我只能挑半桶,因为容易洒出来。慢慢地我越来越有技巧。夜里去挑的时候,也一个人在水井上摇辘轳。

想想我真是一个蛮奇怪的小孩,挑水挑到会觉得这是一种自我磨炼。重复,重复,重复。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很累的活儿,不想干”之类的话。我喜欢挑水,而且我能体会到挑水过程中的那种快乐。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由于我看书很早,在挑水的路上我就会想书上的内容。当时大家都看不到书,而我太幸运了,母亲被临时调到自治州当图书馆管理员,我可以进入书库看所有被查封的书。7岁到10岁的年月,我就是这么乱看书度过的,包括大部分外国文学的译本和中国的古籍。

我爱干活儿,估计还有一部分是源于天性。7岁以前,我跟姥爷在北京生活。他瘫痪在床,身上会起皮疹,每天我都要做我姥姥的帮手,用很粗的盐,蘸点唾沫,用手给他全身涂抹。家里的一些亲戚偶尔说起过去的事,告诉我躺在床上的姥爷原来是干什么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就被定级为八级木匠,那是工人的最高级别。后来公私合营后他失业,不得不靠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做布景赚俩小钱。

1960年的某一天,姥爷干活儿时出了大汗,中午他躺在四合院的中堂里睡了一觉,给风吹了,全身瘫痪。瘫痪后全家人把他照顾得特别好,他在床上躺了16年后去世。我也算是曾经看护过他。

如果讲支持的力量的话,这件事像种子一样,会埋藏在小孩儿的心里,待到合适的某一天它会发芽。就像我现在要求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必须全部学木工,它已经在我主持的学院里发芽了。我一向认为我首先是个文人,碰巧会做建筑,学了建筑这一行,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看问题的视角就不太一样。

10岁后我迁到西安上学。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毕业我都是班长。我从来不打架,但是谁也不敢打我。老师对我的基本评语是特别内向。这个班长也不管事儿,只是让大家看到他是每天最早到学校打扫卫生、冬天会早上6点半到教室烧火点煤炉的那个人。全班的黑板报由我一个人出,每一期我都会办得让全校震惊,因为每一期都很不一样。这可能缘于我在新疆的生活环境。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在一个很棒的剧团里,都是演员。他们平日里谈的是艺术和文学。我从那时就意识到什么叫创作——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你知道什么叫文采飞扬,什么是文气。我那种文人的孤傲是早年就养成的。

认识妻子以后,我的孤傲被抹平了大半。事实上她对我最大的影响,更是关乎心性的修养——比如一整天不干什么,人的内心还很充盈。

我晒太阳,看远山,好像想了点什么,又好像没想什么。我能这样度过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变成很嫩的绿色,你会心里一痒。无所事事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但我逐渐学会了。无所事事时,突然间脑子里有东西闪过,站起来,一提手,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憋着想。

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年,我都是这样度过的。说起来,这七年主要靠她的工资在养我,我打零工,偶尔挣一笔钱。她属于自然而然的人,工作对她来说意义不大,挣点工资嘛。她只对一些小事情感兴趣,比如去西湖边闲逛,去哪个地方喝杯茶,逛逛菜市场或者百货商场,又或者去哪里看个朋友。问题是,我逐渐地能适应这样一种状态。

这种感受是来自心性的。心性变得自然了,会滋养人,你就朦朦胧胧地发现,你想做的建筑,是要传达那种文化里最好的状态和精神,用一种很急的心态是做不出来的,简单的模仿也没有意义。

你看进去了,又看出来了。你看下雨,看很长时间,雨怎么下,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滴到哪里去,它最后向哪个方向走。你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你就会想,有没有可能做一个这样的建筑,让大家清楚地看到,雨是从哪儿下来的,落到那儿之后流到了哪儿,从那儿又流到了什么地方,每个转折、变化都会让人心动。

这不是靠看书能得来的。在这个阶段,我看的中国的书越来越多,但基本上我没有看过任何和建筑有关的书。这个阶段我称之为忘却。经过这七年,我发现了内心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是哪一种。我想讨论一种和生活最有关系的建筑:中国园林。白居易有三间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篱简单围一下,这中间就发生了变化。一定是有什么在里面。所以可能从那儿开始,我的任何一个建筑设计都是园林,不管表面上像园林的还是外表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是。园林已经用各种形态进入我的建筑了。

这个七年结束之前,我用了半年时间在我们50平方米的房子里造了一个园林。我做了一个亭子,一张巨大的桌子,一个炕,还做了八个小的建筑,作为我送给妻子的礼物。那是八盏灯,我亲手设计的,每一盏都挂在墙上。

在这些年里,我跟很多工匠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开始对材料、施工、做法变得非常熟悉。我亲眼看到每一颗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每一块木头是怎么制作成型的……彻底搞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后面我做的每一个建筑,可以说都是在对这件事极为了解和熟悉的基础上施行的。

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种朴素的、简单的、纯真的、不断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艺术,我常自省——到现在我们都这么认为——还有些目标没有达到,还有些状态没有实现,都和自己的修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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