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老了吧，见到年轻人就高兴。傍晚，家旁边24中学的孩子放学，喧哗打闹，挤满整个街道。他们高大健美、自信明朗，和30年前即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学生气质完全不一样。
我过去较少注意孩子们的身材和气质。现今，当目睹一街的中学生穿流而过的时候，感觉走过一支强悍的马队，一台时装秀，一堆层层叠叠的未来的希望。不期然，想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过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是一段诗人的演讲，精彩之极。毛泽东当年还不到６０岁，是建国刚刚三年的新中国的领导人。他眼前是２０多岁的、刚从战火中钻出来到苏联学习机械制造、化工、兵器技术的中国青年。诗人目睹此景，说“世界是你们的”，又说，也像对自己说“也是我们的”，然后无容置疑地说：“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这一段话如独白、如诗篇，江河滔滔，“归根结底”说得最好。毛泽东把青年人推到至为尊崇的地位——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果青年人不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谁会是呢？如果社会要发展，人生有代谢，青年人不来当朝阳，世界何以为续呢？
上面的议论是借毛泽东的名言来说青年人的“好”。好在哪儿？想一想，是他们的年龄；再一想，好年龄只有接受好的教育才是真正的“好”，是大好。“形势大好”，如此之谓也。
话翻过来说，人生所谓不幸，无非不占有年龄优势。而真正的不幸莫过于年轻却得不到好的教育。
人活在不同的时代，即有不同的命运，而所谓教育也在人生中施展不同的效力。战争及动荡年代，人生腾达无须学堂染指，搏命晋身，马上封侯，愈无知愈勇敢，“刘项原来不读书”。而进入一个和平的发展的时代，享受全面的、优质的教育几乎成了完善人生的唯一路径。这一条路径写着成功、都市化、社会保障、尊严以及文化。而如果一个贫困农民的孩子企图不重复他父母的人生轨迹，就只能靠教育，即考学来完成了。
人生之痛，不是年届八十尚未念北大、清华之痛，也不是小儿无赖、死活不读书之痛，是爱读书、想读书、又有本事考上大学却因拿不出学费的辍学之痛。其实，我想这也是民族与国家之痛。
谁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帮这些考生一把，就给了他一生的光明。太阳虽然天天升起，当有人真心帮你从门外迈进门里的时候，他才真正感到太阳的温暖。
金钱在这里因为助学而闪闪发光。
钱，在老百姓这里叫钱，在经济学读本里叫货币，在企业叫资金，在政府叫财政。它又叫罪恶渊薮，叫稻粱，叫红包，叫订金，叫意思意思，叫赃款，叫烫手山芋，叫鬼推磨之发动机，叫难倒好汉。不管叫什么，用王朔的话说，“没有它是万万不能的”。
贫困家庭的孩子基本见不到钱。在他们眼里，钱就是未来和希望，是大学的殿堂，是朗朗书声。贫困农村的孩子，上学放学看一眼圈里的肥猪，眼里放光。为什么放光？城里的人可能永远不知道，此肥猪非彼肥猪，肥猪是他们的学费。因此，他们拎着盆放猪食的时候，顺手抚摸“学费”身上的毛，盼它快长。他们见“学费”日见壮硕，哼哼唧唧，不亦悦乎？如果肥猪病死，他们真正如丧考妣大放悲声，因为“学费”也死了。
在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眼里，大放异彩的东西还有鸡和鸡蛋、果和果树、中草药、小煤窑背篓里的煤，它们都是“学费”，是能给一个人带来前程的东西。除了这些，农村还有什么东西能换成钱让孩子念书？
2003年8月，我在辽东某村看到几家人同时搬家，不解。知情人告诉我，高考发榜，这几家人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卖房子给孩子凑学费。
卖了房子，他们上哪儿住呢？我问。
租别人家放杂物的破房，知情人回答。
因此我看到这几家卖房子的农民的表情极其复杂，凝重占主导，隐约有一点喜悦。
在农村，盖上几间大瓦房象征事业巅峰，达到“安居乐业”。它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传给下一代的荣耀。卖房子，在农村是失败的代名词，而寄人篱下更失败，只是有孩子上大学这么个喜事撑着，感觉好点。
如果房子破败卖不出去呢？我问这里的人。
他们面无表情，说，那孩子考上也是白考。
农村现今人多地少，靠卖粮食所得的收入根本供不了孩子上大学。农民怕生病、怕孩子考上大学。他们在这两个领域无法对话。也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慈善”这个词听起来有些遥远，在一些人耳里甚至有一些虚伪。事实上，慈善是标志财富分配、社会和谐程度、国民素质的一个晴雨表。它看重的不仅是帮助谁，帮助多少，而是我也能帮助别人这么一种成熟的爱心。它是抗拒冷漠的火炬，也是积累自我快乐的途径。不光企业家能帮助弱者，人人都能帮助别人。
我们每个人都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得之于物品、道义、信息以及钱的帮助。事实上我们也都能帮助别人，或者说我们都能享受帮助别人的快乐，而不是先享受开宝马车的快乐之后，再享受捐一些助学金的快乐。到那时，快不了乐了。
再说回报，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投入和产出。产出即所谓回报，除此之外，该学科一律不研究。然而经济学覆盖不了人生所有的问题。人活在世上，除了投入和产出之外，还有心灵的问题、信仰的问题以及对幸福的长久的思考。在生活中，人并非所有的资金投入都得到了回报。送一点爱心，何必相识，何必回报呢？
回报其实是有的，资助——部分资助——穷孩子上大学，回报的受用者是这个社会。社会因为有更多的人才出现而变得更好。爱因斯坦的母亲、发明青霉素的弗莱明的母亲、鲁班和李冰父子的母亲都没有因为含辛茹苦哺育了科学家儿子而享受超级待遇，社会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福祉绵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