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摆谱”，恐怕很多人都会做出一副嗤之以鼻、十分厌恶的表情，可是不可否认在我们的生活中，爱摆谱的人还真不少，据说，咱中国人“摆谱“的历史十分悠长，而古人对摆谱早已很不待见。对付摆谱者，他们有许多妙趣横生的小窍门。
一针见血
西汉末年，庐江都尉刘敞到基层走访，有百姓拿着枯萎的稻谷投诉：“本地连年干旱，颗粒无收，县吏竟然还强逼我们完税！”刘敞说：“这事归郡守管。”于是他就去找郡守反映。郡守先是否认旱情，待刘敞拿出枯萎的稻谷作为证据后，他居然恼羞成怒，反问刘敞：“这是都尉该管的事吗？”
郡守的反问就属于摆谱。如果遇到畏畏缩缩的下属，这种极强硬的“谱儿”多半会令其知难而退。但刘敞是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他的应对办法——你摆你的架子，我说我的理，并一针见血地斥责郡守：罔顾旱情，不恤民意，大人你这是渎职，会败坏朝廷根基的。
釜底抽薪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担任永宁主簿，对爱摆谱的知县颇有微词。有一次，司马池去见知县，说要研究某项公事。知县又开始摆谱了，故意端坐案台目视前方不予理睬。司马池不买账，走上前去硬将知县的身体扳转过来，迫使他恭敬有礼地与自己对坐论事。知县立马泄气。这种情形简直可以算作荒唐戏剧中的一幕。
万历时广东番禺的县丞唐同，也是类似角色。有一回他去找知县谈事儿，正好遇见知县与“诗友”在堂上歌咏唱和，气派风雅。唐同看到知县的显摆样儿，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板下脸拆台：“县堂自有政事，放着堂堂正事不做，吟诗作对有什么用！”知县听罢很是狼狈，毕竟还有外人在场呢，只好灰头土脸地送客。
以毒攻毒
汉景帝时，郅都当济南太守，“谱儿”很大，先后有几个都尉与他共事，都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他。后来中央调宁成来当济南都尉，宁成对付郅都的“大谱儿”，就用了以毒攻毒这一招。
郅都出门用五马拉车，随从前呼后拥，宁成也用五马，随从人数更多；郅都对下属吹胡子瞪眼，宁成则对郅都吹胡子瞪眼，反说郅都有失官仪。结果，宁成的气势一下子超过了“郅老虎”，郅都反过来还要小心敷衍他，向他笼络感情。宁成开出的条件很简单：你如果不再摆臭架子，那咱就和好，否则跟你没完。
宁成为何敢这么做？就在于他有底气，在朝廷里有人。另外，他的级别是1800石，比郅都的2000石只稍微低一点而已。换做一般600石以下的小官儿，恐怕没这胆子。
死缠烂打
王安石初入仕途，做的是扬州签书判官，当时顶头上司是名臣韩琦。王安石生性简朴，初生牛犊不怕虎，看不惯韩琦蓄姬筵宴、奢华铺张（其实这在北宋官场不算什么过错）的“大谱儿”，动辄公开指责，让韩下不了台。韩琦也不怎么生气，反倒挺喜欢王安石的刚直性格。当然，王安石有通签文书的权利，韩琦也不能真的跟他撕破脸，否则政路不通，就麻烦了。
明朝嘉靖年间的松江府同知吴献臣，做得比王安石更为彻底，近似泼皮，整个儿就是一“电子眼”。
按照惯例，每天早上知府刘琬升堂与同僚相见后，有事商量，无事的话，各自回自己的地儿办公。唯独吴献臣偏偏不走，刘琬办公，他看着；刘琬出门，他跟着。只要发现刘知府摆谱，吴献臣马上当面指责。说起来刘琬也是一个在官场上颇有声望的官员，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受到这种制约呢？
有一次，刘琬看吴献臣坐着不走，就故意不办公，和他相对而坐，还佯装发怒地说：“看你有能耐闲坐到什么时候！”吴献臣也不甘示弱，优哉悠哉地捉一只虱子放在桌上，在虱子周围吐一圈唾沫（据说虱子怕唾），然后直视刘知府道：“看你这家伙能走到哪里去！”
遇到这种死缠烂打的“电子眼”，刘琬这一辈子看来是没有摆谱的机会了。
当然，所有爱摆谱、打算摆谱以及有可能无意间摆谱的人，都得感谢“吴献臣们”，就像韩琦赞扬王安石一样，虚心接纳、谦和做人，有监督、有鞭策，才会“养”出真正最美的“谱儿”，不用摆，气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