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读到台湾柏杨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华人是一个喜爱吵闹的群体。他说如果你从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那一定是中国餐厅。如果你去某会场，主席台上的人在吼，台下的人在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也不用问，一定是华人的地盘。这种感觉其实不只是柏杨有，好多在国外呆过的人都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曾称，他在回国的日子里，几乎天天处在吵闹的包围中或噪音的天罗地网里。走在北京街头，随处都可听见秧歌的锣鼓和唢呐声；走进商店，到处都是“赔本甩卖”的吆喝声；长途客车或火车上，总有一些久经沙场的“大嗓门”来显示他的卓越；即使是黄山、峨眉山这样号称“天下幽”的风景区，也会有导游小姐的大喇叭和极不协调的音乐为你伴行。
这是人的素养和习惯问题，不那么好办，厌烦吵闹的人认为这是吵闹，喜欢它的人则认为是热闹。北京街头那些扭秧歌的老头老太，就听着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唢呐声才觉着舒服，一日不听，一夜难眠。那正月里的庙会，人挤人，人挨人，推推搡搡，闹闹哄哄，其实什么名堂也没有，可就有人喜欢得不行，他们要的就是这么个热闹。再说中国人的住房大都爱往人多的地方挤。早年上海有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现在浦东开发了，大家又一个劲往浦东挤。北京亦然，哪片小区人满为患，哪片小区房价死高；反之，偏处一隅的地方白送一个大客厅也没有人要，人家图的是人气旺。人气旺者热闹也。
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色，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从骨子里透着一种冷漠，而在外表追求虚浮的热闹，以至到了对吵闹也觉着可爱的地步。
世界本是平静的，所谓的热闹都不过是人制造出来的并带着某种企图。那种耍猴卖艺的人，总是先打个场子，敲一阵锣鼓，把人招来，然后才开始玩耍。人越多耍得越来精神，于是给钱的人也越多。商家、歌厅门前常播放着高分贝的音乐，以致响过半条街去，为的是引得人们的注意，只有注意了这生意才有了开头。红白喜事的热闹那是一种宣言和告示，知晓和凑热闹的人越多，越显示其隆重、热烈和风光。
其实，制造热闹不只是民间的，官方更多更排场。什么文化节、艺术节、民俗节无日不有，每值此时，那些举办城市如同过年，又是搞卫生，又是整街容，又是插彩旗，又是扯标语，风风火火，好不热闹。一个什么检查团或什么要人要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也会搞得很热闹，整治街容，扯大标语，交通管制，晚上如同过节一样满街灯火通明。领导作报告或发表什么讲话，绝不像克林顿那样，独自一人往白宫草坪上一站就开讲，咱们则把气氛营造得很热闹，庞大的主席台上插着旗帜，摆着鲜花，坐满要员，会场里演奏着各种音乐。报告期间总是不时地鼓掌，掌声稀少时，报告人在适当的地方就将嗓门提高，直至大吼，以强调重要，从而赢得掌声。反过来又用掌声来说明其讲话的重要。如逢什么重大纪念日，那就更要大造一番热闹了，报刊影视总是抢先一步铺天盖地地大发一通相关的消息、通讯、专题、图片、系列片之类，之后便是举行各种类型的群众文艺活动，载歌载舞，庆祝升平。再下来举行纪念大会和能够充分展示其“伟大意义”的仪式，红旗飘飘，鲜花如潮，人山人海，乐声震天……要使得人在这种轰轰烈烈中无法不感到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不错，形式确实能起到渲染主题的效果，但我还是要说，这一切都不过是制造出来的热闹，是一种虚热闹。因为它不完全代表民心和民愿，更不完全是人们自发起来进行的。
柏杨以为：“说话的分贝，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水岭！”这一观点我在数年前的一篇随笔中也说过：“人类真正的文明是沉寂、宁静和低声细语，而不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喧嚣，只有那些物质和精神极度贫乏而深感寂寞者才把喧嚣、热闹当做发达和繁荣。”制造出来的热闹其实也是如此，那些总是扯起大嗓门吼叫的人，其实肚里最没有货，其语言最苍白，只能靠音量来震慑人；那些动辄就举行什么仪式、制造出热闹非凡样子来的人，其实底气最为不足，只能靠营造出来的声势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展示其所谓的成就。
为止“吵”有人开的药方是，动用立法，通过一条“吵律”。这个药方开得并不精妙，因为这是一种文化和习惯使然，一百年实现不了。相反，对待“制造热闹”的行为倒是完全可以借助立法加以扼制，制造的热闹从来都是有成本的，纳税人有权要求，谁制造热闹谁掏腰包，一部分作其成本，一部分作环保纳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