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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套路”扼杀的创造力

2022-04-24社会

大约20年前,我去北京,拜访女作家冯秋子,她拿出儿子的作文给我看。我非常惊奇地发现,那个淘气的小家伙居然写得那么好。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篇《我用树枝碰伤了蚂蚁》,他详细地描写,他是怎样发现蚂蚁,想把蚂蚁引到某个地方,因此特别精心地去挑选树枝,对于长短和含水量都有一些自以为是的要求,但是一个不小心,还是把蚂蚁碰伤了。

短短几百字,将当时的情景几乎是全须全尾地还原,我忍不住再三称赞。冯秋子也很高兴,叫来儿子,对他说:“这位阿姨是个作家,她也认为你写得好,别信你们老师的。”那孩子心不在焉地听着,忍耐了一小会儿,就甩脱妈妈拽着他的手,跑到别的房间里玩去了。

冯秋子跟我说,她也觉得儿子的作文写得不错,但老师并不这么认为,总是问,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呢?你要提炼一个什么样的中心思想呢?如此一来,孩子对于自己的作文也没有了信心,虽然她再三鼓励,但孩子总是更相信老师的话。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次从北京回来不久,我离开家乡,来到省城的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因此得以认识很多对写作有兴趣的人。在交谈中,我发现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着让我自叹弗如的语言天分。

他们叙述一件事时能够说得活灵活现,描述一个人时你都能在他们脸上看见那个人的脸。他们也不乏对于生活的各种真知灼见,有的还非常精妙,长句短句并用,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时我的职业病就会发作,撺掇他们说:“写吧,写下来吧,拿到我这里发表。”

过了一阵子,其中有些人还真的写出来,发到我的信箱里,对着屏幕,我却只剩下哭笑不得的份。

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篇文章,也不是当初他们神采飞扬地讲述时的样子,屏幕上的文字干瘪、苍白,同时又刻意堆砌,一堆堆的排比句,差点让我患上非典型性密集恐惧症。更要命的是,末尾往往还突然强硬地升华一下。

那些饱满鲜活的字句,就被这一堆堆让人无语的文字杀死了,成了像是在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

每次看到,总觉得遗憾,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亲戚家做客,他也很愉快地拿出孩子的作文给我看,我瞬间发现了症结所在。

在我看来,这个四年级的孩子是有写作天分的,比如他写自己生病时等待手术,笔下有这样的句子:“一会儿来一个护士,一会儿又来一个护士,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个句子把他当时烦躁又无奈的心情表达得很充分,然而老师并没有给他在句子下面画线,只是在文末批了个淡淡的“阅”字。

亲戚打开手机上的QQ,给我看老师上传到班级群里的作文,看了几篇下来,我发现这些作文有些共同的特点,一是语言华丽,会使用很多的形容词和各种成语;二是思想最后总能得到升华,比如说梅花,最后必然要引向傲立寒霜;写小草,最后总要学习它的不屈不挠……

我忽然明白了当年的那个小朋友的老师,为什么说他写得不好,他的作文和老师心目中的“好”之间,就差一个套路。

我也明白了那些本来极具表达才能的朋友,为什么下笔时立即换了一种腔调。多年来处于这种训练下,已经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了,会觉得这样不像是在“写”,即便舌灿莲花,一下笔,就本能地换成了这样一套话语体系。

但是,也怪不得老师们,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并不致力于培养包括表达、思考在内的各种能力,万马奔腾、声浪滔天,全是奔着高考去的。寒窗十载,无数篇作文最后都是要呈到阅卷老师那里的,只有他们能决定“画眉深浅入时无”。

我还记得读书时,老师一再提醒,阅卷老师的时间非常有限,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内把他的目光抓住,就很难得到一个高分。想抓住阅卷老师的目光靠什么,套路?用套路,把所有毛躁、自我原生态的感受,变成精致整齐的标准化文字,让阅卷老师瞬间能找到进入途径。

一篇标准的塑料文字长啥样,积我若干年写作文上考场之经验,做到这几点就赢了。

一是苦大仇深、对比鲜明,别怕编故事。这些年,很多人都总结出来了,作文里出现缺爹没妈的事迹最容易得高分,这个爹妈要是当老师的,那就更好了,很容易引起阅卷老师的共鸣。至于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反正替老师说话这件事政治上是正确的,要是有人较真,只要来一句:“我且问你,老师们到底辛不辛苦?”立即让对方哑口无言。

二是主题升华,像前面说的,寒梅的品格是傲霜,小草的特质是柔韧,父母一定慈祥善良,集各种中华美德于一身—尽管我平时在微博上或是微信里,能看到很多更为深刻也更为动人的和父母的碰撞,但你要是到考场上写这些必然死翘翘。

三是使劲放华丽辞藻,珠光宝气,琳琅满目,在阅卷老师一扫眼之际,先把他镇住。我还见过更加登峰造极的,凭着满篇一般人没见过的古文字,得了个满分。后来有记者去采访,那小同学倒也实在,说都是他考试前现背的,写作文的时候,想方设法全用上了,效果果然不错。

其实这也不是这位小同学的发明,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里有个情节,苏轼参加考试,在试卷上写:“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判官梅圣俞都没看过这个典,以为自己露了怯,后来见了苏轼,不免要请教典出何处。苏轼坦然地说:“我瞎编的。”

不知道梅圣俞当时作何反应,反正我当年看到这里时拍案叫絕,觉得真是个好办法。

但是人家苏轼那时候,同时进行的还有诗歌创作上的训练,现在的中学生,写作业都要写到凌晨,看课外书都是被禁止的。因为据说中考将加入四大名著内容,《红楼梦》之类倒是允许看的,但主要是为了应对考试。

在这样的流水线上,规整、模式化是必需的,“我手写我心”可以拿远点。

当然,也有天分过人者,能从这一套里脱身,成为出色的写作者,但是中学教育更重要的目的,并不是培养作家,而是提升所有孩子的表达能力。巨大的套路,成为很多人一生表达上的禁锢,这很荒谬,也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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