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的麦子没有别人的好，但是我自己种出来的。”
吴秀波的童年在北京朝阳区度过，北京人把自己当回事也不把自己当回事的特点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有一个哥哥，标准的优秀学生，高考北京市榜眼。少年人的噩梦就在于有一个难以逾越的榜样始终给自己作比较。比学习，吴秀波自觉无望，那个时候，他就找了无数个可以不再学习的可能性：报考过武术队、军乐团和美术班。后来中国铁路文工团录取了他，并且送他去中央戏剧学院学表演，吴秀波终于可以逃离那个比较的位置了。
人之所以愿意缅怀青春，也许就是因为青春有太多可能性。当时看来，吴秀波的运气很好，部级单位培养、领导信任，团里十个小品有七个给他，但最终他还是离开了文工团。
我们现在再回头试图寻找他当时的想法时，吴秀波依然不想复杂化：“当时不会想没有这份工作会怎么样，没有那种紧迫感和压力。只是觉得这份工作或许不适合自己，或许有更适合自己的工作。那时，我还不太明白要如何与同事相处，要如何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并把应该表现的表现出来。那时的我，如果能懂得这些道理，沉淀沉淀，这份工作或许不会以辞职结尾。”
离开铁路文工团，吴秀波当时来钱的机会特别多，唱歌厅、开饭馆，怎么舒服怎么来。“我每天晚上想唱什么由我自己决定，底下的人你们爱干吗干吗。但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给我献花，一定会有人喜欢我，也一定会有人为我鼓掌。”
吴秀波坦言直到现在，他都特别留恋那个年代，如果现在还能维持那时候的状态，他绝不会做演员。他甚至一度觉得那时的他终于找到了最好的自己，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工作。
“做自己，做完完全全的自己，别贪心，把自己的优点最大化、缺点最小化。”
现实终究带着岁月的磨砺让人明白应该怎么生活。
虽然吴秀波当时的演唱非常受欢迎，一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但几年过去，歌厅不景气了。“我身边的朋友纷纷放弃歌厅演唱，去参加晚会演出，参与歌手大奖赛，在荧屏里成了大腕。”他也不得不放弃这份“擅长”的工作。
之后，他被卷入了经商热潮，他开始尝试着开发廊、开饭馆、卖电器，全国各地到处跑。但重交情、爱女友的他花钱如流水，很快又陷入困窘之地。
“没有一份真正长久的工作，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危机”，成了吴秀波当时对于未来最真实的心态。那个时候的他，已经结婚，大儿子即将出世，显然这个角色的转换让他不得不审视未来了。
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说服自己，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尝试生涯”。而这种思想的突然转折，连他自己都不太清楚原因。
从此，吴秀波不再是那个容易心生厌倦的男孩，不再是那个不怎么认真、散漫随意的尝试者。他完全来不及想自己的前景如何、能不能红，他想做的只有两点：有戏演，有钱拿。“回到演员这个职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真的快没饭吃了。我33岁时穷到连5毛钱的地铁票都买不起，只能坐1毛钱的公共汽车。这时，我以前的朋友说：秀波，你可以回来演戏。我说：行吗?那就演戏吧。在我看来，做演员首先不要想着是一线、二线的，关键是你过没过贫困线，活着是最重要的!”
当时没人看好他，他也已经被逼到绝境上了，他开始学着承包所有监制的活儿。剧本不够，他一周不眠不休，硬是拉着两个打字员自己把剧本给编齐了，当时就得了个“吴疯子”的绰号。“那是我一生中斗志最强的时候，拥有一种证明自己的欲望，充满了一种真正表达权利的自信。”
“寻找到最好的自我，滋养它、锻炼它、发展它、支持它、让它含苞怒放。”
在吴秀波主演的电视剧中，有个现象很有趣，很多角儿跟着他一块红起来。谁不想挡着别人自己成腕儿?吴秀波坦言：“我以前也不停地改剧本，因为我觉得在演戏上自己最明白。后来我突然明白场子大了，腕儿才大。”这让吴秀波看起来很仗义，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最落魄的时候，要不是朋友仗义地帮着他挺过来，就不会有一个今天坐在这里谈自己人生的吴秀波了。
穷得没钱吃饭的时候，他被发小刘蓓拉着做了经纪人。以他的个性，一个合同也谈不下来，刘蓓自己谈下大部分，“我就是个拎包助理。”有一次，晚上的饭局是4个女人：赵薇、韩红、江珊和刘蓓，其他的助理都走了，刘蓓说：“秀波不能走。”刘蓓是好心，能让吴秀波多认识点人，吃完那顿饭，他就决定不能再给人添麻烦了。他不希望因为朋友的怜悯而获得工作。
更让吴秀波感触的是圈里有个特别好的哥哥，“秀波，我捧你，我给你写戏，给你找特有名的人搭戏，大纲花好长时间写完了，投资都落实了，咱拍吧。”给吴秀波搭戏的都是“腕儿”——陶虹、牛莉、伍宇娟、冯远征、尤勇、傅彪、刘蓓。
当时的吴秀波一点信心都没有，导演一喊开机，他就哆嗦。大家伙儿都以为这是哪个爷来过戏瘾，较真的导演吵着要炒了他。吴秀波难受无比，跟大哥说：“哥，这戏我不想拍了。”当时就得到安慰：“行，这是咱自己家的，弟弟，不想拍我给你换一个角色。”“什么是大哥，这就是大哥。”
吴秀波说，人生命中总会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他关键时给了你一句话，让你能度过那段特别难的时候。也正因为有这个患难经历，吴秀波格外珍惜重新做回演员这份工作。“那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演员这个工作上找到最好的自己，滋养它、锻炼它、支持它，让它含苞怒放。”
在面对采访时，吴秀波也依然会换位思考：“采访我的人，何尝又不是在工作?既然两人都是在工作，都要养家糊口，而且这份工作简单到只要我们聊聊吴秀波的过去就行，何乐而不为?有时候，采访结束我会很羞愧。我特别希望采访和演戏一样，每一条都是真心的，但采访不能喊第二次重来，我就会想我对不起对方，因为某一个话题我没有去走心，但真的没有机会给第二个答案了。”
“接受媒体采访，就好像很多人冲进来，不停地翻你屋子里的东西，想找出一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我真的就只有这么点东西，翻也翻不出什么。”
采访前，我们在新浪微博上征集“波蜜”(吴秀波粉丝的昵称)的问题，得到最多的回馈却是：“我们对吴老师已经了解很多了，还是让他多点时间休息吧。”
吴秀波很庆幸有人能够理解他。尽管在社会中已经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但他想事情总是习惯性的简单——“‘红’了以后很不适应，我是一个活在自己独立世界里的人，不善于到外面去，我的心就像一问房子，不想到外面去，其实演戏还是在我自己的房子里做游戏。”
在最开始的时候，吴秀波一度以为采访就像来家里吃饭，“反正我家就这样，您来赶上什么就吃什么。今天我心情不好，您就听我发发牢骚；我心情好，您就听我唱唱歌。”他甚至觉得最伟大的表演者就是笼子里的猴子，必须要真实，如果虚伪的话，就失去到动物园的意义了。
吴秀波对于那些从未在智力水准上达到理想的对话者一直心有戚戚焉，但他很委婉地将那些不入流的访谈归结为“孩子的幼稚”，需要他用心去引领与开启。而对于长者的提问与沟通，他从来不乏尊敬与思考。的确，在娱乐圈的领域里，很多八卦记者或因工作原因或因个人局限放弃了这种智力交锋的话语权。
正如吴秀波的一位资深粉丝说的那样：“我想，吴秀波也羞于接受有些粉丝五体投地的膜拜，他不是把演戏当成理想，把陶冶大众当成己任，时刻等待一炮打响、一鸣惊人。他演戏是为了谋生，也为悦己。他确实挺像个吉卜赛人，有收益，但谈不上高尚。演员们大多标榜为艺术、为这为那，特复杂、特高尚、特深藏不露、特壮志未酬，其实怎样呢?怎样也不怎样，演砸了常有啊。吴秀波不需要仰视或俯视，远点儿看着就行，这样大家都舒服。”
吴秀波红了以后，跟海清的绯闻按照套路戏码接踵而至，有人兴奋：“趁着现在赶紧炒啊，越炒越红，这么好的机会根本不用我们争取，有人给我们送来啊。”
面对绯闻这个看起来很好的机会，吴秀波摇了摇头：“一个演员，如果总是想着怎么成名，能成吗?我活到42岁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