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条案告诉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傲。陈乐民叔叔和他夫人资中筠阿姨，每每见到，都让我局促不安，感到自己的矮小无知。
称他们叔叔阿姨，我有些攀亲附高，可和他们女儿陈丰友情笃甚，又觉称其先生老师，似乎远疏散淡，也就长期这样攀着叫了。究竟起来，我算是陈丰的一个作者。她居法国生活二十年，在那博士毕业之后，就留在巴黎繁忙，其工作之一项，是在出版社做中国文学丛书策划。缘于彼此对文学的同道，终于成了可以递心坦诚的朋友，也就有机会到她家里充做客人，见到我仰慕已久的学者资中筠阿姨。
资阿姨的学识与气度，常常对我有一种震慑之功，每次和她相处———尽管她总是和善地微笑，也让我觉得在她的善良与笑容中，有着正气之凛然，反倒比那种被权势支撑的威严，更有某种力量和征服感。对于陈乐民叔叔，并未那么具体熟悉，只知他原是社科院的欧洲专家，英语、法语都极为练精，关于欧洲政治、外交、文化的著作，洋洋洒洒，约有十几卷。还有，就是他在他家陕窄的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瘦削、洁净、沉稳的面容，总让人觉得，命运把一个思想奔放的人，固定在了牢笼般的空间里，似乎把一个可以在世界图书馆中奔跑跳跃的健将，锯去双腿后，让他只能流血低蹲在某个书架下或者书堆边。
第一次见他时，他的肾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每周两次频繁往复于医院透析。这样十年之后，仿佛一个乐观于生命的老人，每三天一次，去上帝那儿求得一些吝啬的日月，借以居室的窗口和阳台上的日出日落，好和书籍、笔墨交流对话。史铁生也是这样的生活———在透析中思考生命与存在。和史铁生相处交流，让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和虚无。而陈叔叔在透析中和透析后，似乎思考得更多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史铁生思考生命的世界；陈叔叔思考世界的生命。孰重孰轻，孰多孰少，仿佛生硬地比论石头和树，谁长得更好，更为有用一样。
有一次，我陪陈叔叔去医院透析，扶他上车、下车间，他望着北京崇文门那儿的楼厦变化，脸上平静淡然，仿佛望着一隅失落的世界，说了一句悠长平静的话：“变化这么快，难说是好事坏事。”他的语调轻缓，近于自语，但从他的语句中，让人体会到他对世事和世界绵长的担忧。也就是那次透析，我与资阿姨约好，等大家合适的时候，一道去通州的高碑店一趟，为陈叔叔买一张他满意的条案书桌。因为，他们终于搬了家。
终于，她家两三处的碎房兑换成了一套大舍。所谓的大舍，只是那些小套的集中，有四间卧室，一个大厅。这对中国最为硬骨气节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相对宽敞的住处，有了他们各自的书房。
书房对于普通的读书人，似与农民之于土地一样。他们一生研究、著述、翻译，家里却从来没有过宽敞高大的书架；一生思考这个世界的境遇，却永远都在拥挤屈身的斗室之间。现在，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书房。尤其那个三十平米左右的客厅，虽然摆上餐桌、沙发和一排书架之后，并未显得宽敞到天南地北，但在那客厅，已难离轮椅的陈叔叔，却也有了一条轮椅的通道。
大家为这一处新居高兴。为书架、多宝格、电视柜摆在那儿更为节余空间并恰如其分而再三商磋讨论，并为可以满足各自一生并未显得不可或缺、但却一生都挂在心上的某种基本的愿念而感谢世界。
资阿姨把她那总是处于角落的旧钢琴处理加价，换了一台新的钢琴。陈叔叔希望能有一宽敞的写字台，让他摆上同生命一样珍贵的笔墨纸砚。而且对这写字台的要求，不是老板桌的现代式样，而是那种带有传统古旧气息的书桌。
这样，我们就相约去了趟高碑店的仿旧家具街。
那是十月的一天。一家挨一家仿旧的家具店铺，似乎把时光拉回到了明清时期。我知道，陈叔叔是非常“西化”的学者，对欧洲文化之通达，宛若一个人熟悉自己的指纹条理。可那天在明清古旧家具街上走转时，他的神情一直兴奋光彩，步履轻便，仿佛一个完全健康的老人。我们看书架，看书桌，算计新居空间的尺寸和家具大小的搭配吻合。整整在那条街上逛有两三个小时，虽然最后终因他卧室的空间有限，没有买到恰如其分的书桌，但把理想压缩之后，还是看上了几张可以取而代之的条案。且最为重要的，不仅是条案桌子，而且还有资阿姨望着陈叔叔不常有的轻便脚步，有些激动地说道：“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兴奋过了，好多年没有到外边走过这么多的路了。”
1958年的陈乐民和资中筠
那一天，我在陈叔叔的身后，就像一个不会写作业的孩子，跟在一个并不教小学的大学者的后边，虽不敢多问一句有关学问的问题，却是体会了一个西学甚好的老人，为什么又那么热爱传统，通达国学。为什么爱喝咖啡又酷爱书法、绘画，可以把自己的余生，放在国学及书法和国画上去。
“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漂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这样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怕是只有他这样东西达通的人，才能感悟和体味得到，才能写出《文心文事》、《学海岸边》、《临窗碎墨》、《春泥集》、《陈乐民徜徉集》（三卷）等那些以西见认识中国，以国学感悟世界的真正文化、厚重的书籍。而如我这样号称为作家，有一大堆故事、文字的人，在他和他的学识与对中国与世界的见解面前，只有羞愧和沉默。
就在那次陪他去了高碑店的旧街之后，回到家里，陈叔叔再次病倒了。为了让他从医院出来，在新居家里看到新舍、新置，也看到他心仪的那张条案，资阿姨从往返家与医院的空间，把看上的书架、饭桌等旧式家具，都尽快地运回摆好。自然，为了迎接他出院的喜悦，我们特意地再次去了高碑店的那条旧街，把反复看过的那张棕色栗木条案，不由贵贱分说地买将回去，让它在陈叔叔的卧室一侧，得体安静地立着等待最需要它的人，病愈之后，在它光滑暗亮的案面上写字、绘画，记下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比较与思考。
条案如期所愿地摆在了那儿，而它的主人———那位最需要它的学者，却再也没有从医院走出来。他既没有在那条案上摆下砚台，握着毛笔，写一个书法汉字，也没有在那条案上铺开宣纸，创作一草半鸟，一隅诗界画世，更没有在那儿写出一篇他满腹中西经纶的思考文章。甚至说，他很快住进重症的监护室里，就是亲人也不能接触言语，结果是，他连生前终于拥有了一张期待的条案也不曾知道。
2008年的12月27日，陈叔叔默然地去了。
现在，在那张他生命的最后终于拥有的那张可以书写、绘画的条案上，摆了他的遗像、骨灰和笔墨。一个少有的西学专家，永远地和中国传统的条案相厮相守在了一起。他们每天都在以他们的清寂交流、对谈着各自的命运，对西方、东方的认识与理解，思考着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的扩展与扭曲，舒展与未来。而留在条案上和周围空白、清寂的疼痛，则每天每时，都在言说、记录着一代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表达的渴望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