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是一名杂志记者，已经工作五六年了，工作算是努力，但未见什么成绩。有时她也会嘲笑自己，但更多时候她还是安之若命，知道自己没有过人的天赋，只求做到问心无愧。她常将一些采访前后的故事讲给我听，有一则让我印象深刻。
几年前她曾做过一次叶嘉莹先生的采访，谈古典诗词的研究。报道照例没有太大反响，但有一位山东的读者特地发来短信，讲了自己的故事。这位读者因为对现在的学校教育不满，便在周末聚集起同事和邻居的孩子，开设私塾，教授古典文学。然而以如此“理想”占用孩子们本应去学英语学奥数的“现实”，究竟是对是错，他心里常有疑惑。直到读到那篇报道，看到叶嘉莹先生以一生的感悟现身说法，他终于又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她眼睛闪亮着告诉我，她并不奢望自己做的事情会推动社会进步，一篇报道哪怕只对一个人有实际的影响，也就足够了。
那时好友正在低谷期，住在冬天猛灌冷风的小房子里，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被曾经的努力反哺。
这个故事其实是我看到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后想起的。这部被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并很有可能最终获奖的影片，是这类故事里最激动人心的案例之一。
20世纪70年代，美国歌手罗德里格兹录制了两张唱片，制作人和唱片行老板都称赞他唱得比鲍勃·迪伦还棒，然而唱片发行后却无人问津。没人知道，在遥远的南非，罗德里格兹的音乐被疯狂传播与追捧，甚至有人把专辑的封面图案刺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些以逃离大城市、追求自我为内容的歌词，被南非受压制的人们赋予反体制的含义。他们如梦初醒，意识到“还有出路”，他们齐声高唱着他的歌曲，走上街头抗议，甚至由此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运动。
有趣的是，南非流传着罗德里格兹早已在舞台上自杀身亡的谣言。多年来，人们带着惋惜的心情缅怀着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然而一位音乐记者在不懈挖掘之后惊喜地发现他还活着，在美国，在那个没人听说过他的国家，他在为别人修房顶。
南非人沸腾了。他们迅速安排了罗德里格兹到南非的巡回演出。媒体、乐迷甚至组织者，都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暗自做好从飞机上接下一个冒牌货的准备。然而这位他们奉为音乐教父的人真的出现了，自自然然上台，平平静静地唱起他们传诵多年的歌。5000人的演出现场被激情充塞，人们喊着、唱着、哭着，怀念青春，怀念反抗的日子。
罗德里格兹平静地经历了这一切，回到美国，继续做木工。他知道，自己只是写了想写的音乐，在美国没有遇到知音，这没什么，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他也觉得没什么，这不过是做好自己的事罢了。
罗德里格兹的传奇与好友的故事看似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在我看来，两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这道理不必多说了，还是现身说法最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