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谈家桢有一个“怪癖”，为了喂养实验室里的鸟儿，这个燕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总是半夜两三点钟起来抓虫子。
这个“怪癖”，给他的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在谈家桢的毕业纪念册上，有人悄然写下了一句话：“中国的摩尔根［注：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HuntMorgan，1866~1945），美国遗传学家，现代实验生物学奠基人］这本是一句玩笑话，却在不久后成为事实。因为一篇生物学的优秀论文，谈家桢进入了美国摩尔根实验室继续深造，并在3年后拿到博士后学位，成为这个领域第一个拿到最高学位的中国人。
在他1937年学成归国前，导师摩尔根对这个学有所成的中国弟子说：“我很高兴地看到，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超过了我。但我还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超过我，也能够超过你。”
不过，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炮火之中。谈家桢所任教的浙江大学生物系，一路颠沛流离，内迁至贵州湄潭的唐家祠堂中。
在这个破旧的祠堂里，这个长相英俊、为人和气、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年轻教授，开始了他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奠基工作。在宁静的夜晚，昏黄的煤油灯下，他和学生们使用着最为简陋的显微镜，进行着果蝇和瓢虫的染色体观察研究。
在这一时期里，谈家桢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有后人曾感慨：“唐家祠堂半夜里的一缕微弱灯光，岂不象征着使中国避免在科技领域中出现断层的一点火种？”
在后世许多弟子的回忆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谈先生的办公室书橱里，除了摆放着满满当当的书以外，最多的就是他和弟子们的合影。对学生们来说，他的悉心启发、真切鼓励和倾力扶持，是一生都难以忘却的记忆。
谈先生的一个学生至今还记得，当年他的第一篇论文完成，但由于学习的外语是俄语，论文的英语摘要成了大问题。谈先生认真修改了他的论文，并把摘要重写了一遍。之后半年内，6所海外高校来信，索讨单行本，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馆。
学生心里明白，没有谈老近400字流畅专业的英文摘要，国外学界不会有人在意中国学生的作品。更想不到的是，这篇经谈先生悉心指导并投入大量心血的论文，在作者栏中只有学生的名字。谈先生接受致谢，但不同意共同署名。
其实，这在谈家桢看来，只是一个老师应尽的本分。晚年的谈先生有个习惯，只要学生有论文发表在世界顶尖的科学杂志上，就会马上复印下来，把它嵌在镜框里，挂在自家的墙上。他曾自言：“吾别无所求，终生之计，在于树人。”
2005年，在离世前3年，谈家桢在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致海内外校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希求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学识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类。在我古稀之年，眼见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创新精神走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作出了为世人所公认的成就，我为之感到兴奋。”
不过，却没有人能够数清，谈家桢一生究竟教过多少学生。最早的一批“谈门弟子”，如今都已年过九旬。一个现今国内生物学的权威曾这样说过：“国内但凡有学生物学的地方，你总能找到与谈先生有关的人。”
学生眼中的谈家桢，是一个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的长者。在他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时，有一次进电梯，一群学生也正好进来。学生们在这位德高望重的校长面前还有些腼腆，可谈校长却率先打起招呼：“你们好吗？”
学生们私底下总是直呼他“谈老头”。有一次，一家电视台来拍摄有关谈家桢的纪录片，许多学生闻讯后都不请自到地赶来帮忙。谈先生不在场时，这些旁人眼中的学界大腕，一口一个“谈老头”，商量着如何做拍摄前的准备。
进场的谈家桢恰好听到。“叫我啥事啊？”老先生微笑地问道。
这群已过中年的学生便耸耸肩膀、做个鬼脸，朝他笑笑，老先生就像“一位撞破了孩子的调皮又觉得无伤大雅的家长”，淡淡一笑，转身慢慢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