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很重视钱，绝不假装清高。鲁迅的日记里仔仔细细地记着他的几乎每一笔收入支出。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薪水、讲课费、稿费。后两者是不定的，所以他很看重固定的薪水。他在教育部每月可以拿300大洋。那时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两三块大洋。一块大洋购买基本生活品的购买力大约是今天一块人民币的七八十倍到一百倍。举个例子：根据老舍的回忆，当时老舍当个“劝学员”——教育分局局长，每月100元，小学校长40元，小学老师25元，学校的勤务员6元。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工性质的管理员8元，而馆长李大钊300元。老舍说当时1毛5就可以吃顿很好的饭：一份炒肉丝，３个火烧，一碗馄饨带两个鸡蛋，这些只要一毛二三。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很看重他的300大洋。他跟章士钊打官司，也有经济原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铁饭碗——章士钊免了鲁迅的职，许多人等着谋他的缺呢。后来，他离开了官场，也离开了大学，由广东到上海。领导教育部的蔡元培先生每月给他干薪300大洋，他也接受了。有人不理解鲁迅的做法，说鲁迅为什么拿着国民党政府的钱，还要骂国民党。在鲁迅看来，钱是该拿的，但骂也是该骂的。
鲁迅有个学生叫李秉中，在军队当官，想辞职不干了，写信征求鲁迅意见。鲁迅反对，认为饭碗可以跟理想分开。鲁迅回信说：“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鲁迅居然说出“混混”这样的话，很不英雄吧？很不容易理解吧？其实重视饭碗，重视物质生活对于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态度。
可见，鲁迅的生活智慧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上的。生活搞不好，仍然追求理想，当然也值得尊敬，我们应该帮助这样的“有志”青年。但是不要把二者绝然分开，一味追求理想，不顾生活实际，那就可能成为“幼稚”青年了。
鲁迅在《世故三味》中写道：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