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日本东京会见了正在拍摄影片《八月狂想曲》的黑泽明（20世纪日本著名导演，被称为“电影天皇”。26岁进入电影圈，一生导演了31部电影，编写的剧本拍成了68部电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称他为“电影界的莎士比亚”）。曾经担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影评人的马尔克斯与黑泽明就一系列话题展开了对话。本文摘编自其中一段。
马尔克斯：我不愿朋友间的对话看起来像是新闻记者的访谈，但我的确对你和你的电影抱有巨大的好奇心。因为我也做过编剧，所以首先我想知道你是怎样创作剧本的。其次，你曾经对一些文学名著进行过杰出的改编，而我自己却对已经被改编或可能会被改编的作品心存疑虑。
黑泽明：当我有了一个希望写成剧本的想法时，我会把自己关在宾馆的房间里，面对纸笔。这时我会有一个基本的情节框架，大致知道故事怎么结尾。如果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场的话，我会跟着那些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想法走。
马尔克斯：首先出现在你脑海里的是一个想法还是一个影像？
黑泽明：这很难解释清楚，但我想一切都始于一些零散的影像。与此相反，我知道许多日本剧作家首先会为剧本构思一个总体梗概、安排剧本的分场，再将情节系统化之后就开始写作。但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我们并非上帝。
马尔克斯：改编莎士比亚、高尔基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时候，你也采用这么直觉式的方法吗？
黑泽明：通过电影化的影像将文学形象传达给观众非常困难，很多电影导演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譬如，在根据一部侦探小说改编的电影中，一具尸体在铁轨边被发现。一个年轻导演就坚持要把尸体的位置安排得跟小说描写的一模一样，我说，“你错了。问题在于你读过小说，知道尸体就在铁轨旁边。但对没有读过原著的人来说，尸体的位置没什么特别的”。那个年轻导演迷恋于文学描写的魔力，却没有意识到电影化的影像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马尔克斯：你能想到真实生活中的任何形象是用电影不可能呈现的吗？
黑泽明：当然，有一个名叫Ilidachi的煤矿小镇，我年轻的时候做副导演在那里拍过戏。导演一看见这个小镇就说它的氛围很好也很奇特，它也就因此被选作外景地。但电影画面呈现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镇，有些我们知道的东西无法传达：小镇的工作状况很危险，矿工的妻儿总在担心亲人的安全。当你看到这个小镇，你会被它的景致和氛围诱惑，你会觉察到它比实际上还要奇特。但这些电影摄影机却是看不到的。
马尔克斯：事实上，我知道很少小说家会对自己原著的银幕改编感到满意，你改编时遇到的情况怎样呢？
黑泽明：请先让我问一个问题：你看过我的《红胡子》吗？
马尔克斯：我在20年内看过6遍，我几乎每天都给我的孩子们谈《红胡子》，直到他们可以看这部片子。所以，它不但是我和我的家人最喜欢的黑泽明电影之一，而且还是整个电影史上我最推崇的影片之一。
黑泽明：《红胡子》可以算作是我的电影逐渐变化的坐标。在此之前我所有的影片都与后来成功的影片有所不同，它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马尔克斯：那是很明显的。在这部影片里有两个场景令人难忘，它们都与你作品的整体有关。一个是螳螂的片断；另一个是医院庭院里空手道的搏斗。
黑泽明：是的。但我想告诉你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山本周五郎一贯反对把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红胡子》却成为一个例外。因为我顽固不化地坚持，直到我如愿以偿。然而，当山本周五郎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他转头对我说：“不错，它比我的小说更有意思。”
马尔克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部影片？
黑泽明：因为他对电影的内在特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只要求我一件事，就是要像他那样对主人公——一个彻底失败的女人要特别小心。但有趣的是这个失败女人的构想在他的小说里不够清晰明了。
马尔克斯：可能他也这么认为，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我们小说家身上。
黑泽明：就是嘛。实际上，在观看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时，有些作者会说：“我小说的那一部分被描写得很好。”其实，他们是在暗指那些被导演添加进去的东西。我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因为他们会在银幕上清晰地看到，凭借着导演纯粹的直觉展现出来的某些他们想表达、却力所不能及的东西。
马尔克斯：这是事实，“诗人可以点石成金”。不过，还是回到你近期的电影上来。台风对拍电影来说是最困难的事情吧？
黑泽明：不，最困难的事情是和动物在一起工作，大水蛇、大蚂蚁。被驯化的蛇对人太习惯了，它们不会本能地逃走，而且动起来就像鳗鱼。后来我们抓了一条很大的野生蛇，它总是想尽一切办法逃走，真令人感到恐惧。所以这家伙扮演的角色非常棒。至于蚂蚁，最大的问题是要让它们排成一行，爬上一朵玫瑰花。它们不愿这样做，为此花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用蜂蜜在花茎上涂上一条小径，蚂蚁才爬上去。确实，我们有许多的困难，但那是值得的，因为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