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刚考上博士的王博去汤一介家中看望先生。初次登门，他买了一些水果，没想到传说中温和的汤一介却对他生了气：“你还是学生，以后不要带任何东西，这是第一次，我就不扔出去了。”第二次再去先生家，总觉得该带点啥的他诚惶诚恐地带了两篇课程作业。“这回先生很高兴，说以后就带这个来。”王博知道汤一介很忙，加上身体不好，留下课程论文只是想把自己一学期的学习情况给先生一个交代，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汤一介把他叫到家中，拿出那两篇已被红笔做了很多标记的论文。“上面写了很多字，先生首先夸奖我写得不错，然后又逐条将他的修改意见为我解释了一遍。”从此，这成了汤一介和他交流的固定模式，无论怎样忙，汤一介总是会抽出时间看论文并且提出意见。“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出土文献的文章，先生说完自己的意见后，特别强调自己对这方面研究不多，而王中江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应该请王老师来修改，说着他就要给王老师打电话。”王博说。
相处时间久了，内敛、谦虚、严谨、温和，这些汤一介留给人们的通常印象，变成了王博的亲身体验。有一次他在汤一介家，遇见几个人前来拜访。“先生陪他们在书房聊了很久，基本上都是他们在说，先生在听。我不知道那些人和先生是什么关系，但能听清楚他们表达了对社会、对别人的一些不满。”虽然看不见汤一介的样子，但是王博却能想象，先生“一直微笑着”。
在许多人的回忆中，汤一介总是相对沉默的。夫人乐黛云直率爽朗、快言快语，汤一介则不善言谈。在2006年采访汤一介之前，陈香说她经常和汤一介的研究生们一起去他家中拜访，和汤、乐两位先生聊天。“汤先生不是特别喜欢说话。有时候跟他聊天，聊一会儿会出现一阵空白，大家沉默一会儿又接着说。但是这种沉默我不觉得尴尬，就像你在一个熟悉的长辈面前那样。而乐先生总是会‘哈哈哈’地笑，还会抢汤先生的话，帮他说。那种感觉非常默契温馨。”尽管汤一介不善于表达，陈香却能感觉到他内心跟乐黛云一样，喜欢年轻人的到来。“他身体不好，但他跟我们一聊就聊好几个小时，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了，也会强忍着。倒是乐先生会过来招呼说，你们不能再聊了。乐先生会很直接地跟我们说她的感受，说你们要多来，我们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说话。但是汤先生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他只是笑一笑。”
陈香记得在多次聊天中，汤一介很少聊到自己，唯一的一次，就是在她说自己希望能够为汤一介做一个全面的访谈之后。“那天我们聊了四个多小时，他叙述的语调一直非常平静。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言谈之中是有一点‘无可奈何’之感的。虽然外界对他的评价是他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他对自己始终是有不满的，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他觉得他没有太多时间了，大好的青春年华都过去了。”汤一介跟陈香讲起冯友兰的例子。冯友兰生命的最后10年，还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有学生前来探望，感觉老人很累，好意地劝其不要再写了。冯友兰回之以感叹：“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我记得很清楚，汤先生就跟我提过‘欲罢不能’这四个字。他说话不会说得特别明白，他这么提，我能感觉到他心里面就是想做些什么。”
在汤一介心中，没有成为建立一套体系的哲学家，始终是最深的遗憾。“我觉得先生对自己是很苛责的。”汤一介的学生杨立华说，“陈来先生有一次跟我们说，‘其实一种哲学史的写作就是在成就自己的哲学’。我觉得是对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汤先生是一个哲学家。不过我从来没有这样去安慰过他，因为他自己也不会主动说起，他只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
与汤一介共事多年的李中华觉得汤一介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去年3月检查出肝癌的时候，家人和朋友都选择对他隐瞒这个消息。“像他这样的人知道自己得病后容易想得多，我们怕他出状况。”但是看着汤一介有条不紊而又毫不懈怠地做着计划中的工作，李中华觉得一向心思缜密的汤一介恐怕早就猜到了自己的病情。“他生病的两年，完成了老汤先生作品的增删，重新出版了《汤用彤全集》，家学得以传承，对父亲的感情得以寄托。他自己的《汤一介集》十卷本也出版了，实现了他‘立言’的心愿。他把自己的生命安排得很好。”乐黛云为他的病情担心、着急，他却处之泰然，反过来安慰她：“没关系，今天去医院检查的结果不是比昨天的结果好么？”
汤一介曾在文章中和接受采访时提到，他的人生最圆满之处，是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乐黛云几十年不变的风雨同舟、志同道合，多少抵挡了历史风浪的冲击和学术人生的遗憾带来的伤感。除了满屋的书带来的震惊之外，乐黛云的学生张锦对两位先生的家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摆满了兔子和羊的玩偶——这是汤、乐互赠给对方的礼物。汤一介属兔，乐黛云属羊，多年来他们中的一人每到外地或者国外讲学、访问，总要买对方生肖的玩偶带回家中。乐黛云去的地方比汤一介更多，带回来的玩偶也更多。“乐先生总是开玩笑抱怨自己送的兔子比汤先生送给她的羊多，汤先生就笑眯眯地回答：‘可是我送的羊比你送的兔子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