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走进位于中关村四环路边上的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都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这座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宇，它的高大、宽阔以及深邃给人以静谧神圣之感，它舒展的庭院和苍桑的树木更与车水马龙的四环路迥然不同。其实，还不仅这些，走到它的主楼大厅，看到两旁悬挂的钱学森、郭永怀等等数十名大科学家的画像，就有一种穿行在我国科学历史中的错觉，此时此刻，与这些共和国的科学家是如此贴近，他们不仅创建了这个研究所，发展了中国的力学研究事业，他们还是新中国的科技元勋。而我要采访的对象，他的画像也挂在其中，他是钱学森先生的学生、郭永怀先生的同事，他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情怀，也有着自己的传奇和故事，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应用力学家、两院院士郑哲敏先生。
父亲
郑先生祖籍浙江鄞县。父亲家贫，曾在家乡放牛为生。依从浙江宁波的风俗，16岁时，父亲来到上海学徒，学习钟表手艺。课余时间在上海夜校学习会计和英语课程。两三年以后即成为后来著名的钟表品牌“亨得利”的合伙人。期间曾赴日本学习，希望引进日本的钟表技术，但失望而归。19岁那年，已经成家的父亲携家人到山东青岛、济南开创了“亨得利”分号。现在在网上搜索父亲“郑章裴”的名字，就可以看到父亲与亨得利的创建历史。
用当下的话来说，这充满了奋斗精神，从乡下到城里来打拼的父亲，对孩子的未来有自己的想法。1924年，郑哲敏在山东济南出生，有一个场景郑先生至今记得，那是他七、八岁时，家里只有他和父亲两人，父子俩分坐在两块石头上，父亲告诉他，今后不要走做生意这条路，还是要好好读书。父亲自己经商成功，但没有在子女中培养“接班人”。他也没有一般商人的坏习气，结交的朋友多是医生或大学教授。父亲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非常尊重知识。生意好了以后，把自己的小学老师，接到家里同住。由此可以看出郑先生父亲具有远见和眼光，是一个从旧商人向新商人转变的形象。可以说，父亲开明的思想以及优厚的经济条件保证了郑先生兄妹的教育。
1943年，郑先生在这里高中毕业了，同年，他赴重庆，参加西南联大在那里举行的大学考试，不费任何力气，郑先生很轻松地考上，而且考了理工科的高名次。同时也被当时的中央大学录取，郑先生选择去读西南联大，是因为他的哥哥已经早他一年在那里上学了，他连榜都没有看就去昆明报到了。而且与哥哥选择了同一个学院同一个系——工学院电机系。郑先生的父亲，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但怀有理想的农村少年，到有实业有声望的企业家，并且繁衍了一个大家庭，这也是一个历史版的奋斗故事。解放以后，郑先生的父亲还担任过工商联上海钟表协会的主席。
启蒙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大四的郑先生随西南联大工学院来到清华大学，在这里，他碰上了他学术上的启蒙老师——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在这里也闻听了后来的博士生导师钱学森的名字，在这里他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并且幸运地到两位老师学习工作过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书。
研究我国力学发展历史的武际可教授认为，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国力学仍是向外国学习的阶段。这一时期向外派出的留学生，除大量学工程外，也有一批是学理和学力学的，他们学成归国后，成为中国发展理工科教育与研究的中坚力量。周培源、李四光、茅以升、钱伟长等一批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都是较早出国学习力学，回来后又先后在设立理工科的大学中，开设力学基础课的。
钱伟长先生1943年—194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及喷气推进研究所（JPL），在冯·卡门教授领导下研究航空和火箭方面的问题，那时候担任研究工程师。1946年钱伟长先生回国并开始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回国后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解法。
郑先生是钱伟长先生从美国回到清华后开设力学课程的第一班学生。在钱伟长先生的影响下，从那时起，郑先生的研究方向转向力学。毕业后，郑先生留在清华，给钱先生做了一年的“工程力学”课的助教。在清华的老师中，郑先生与钱先生交往比较多。“我和他及他夫人都很熟悉，他常约我到他家里吃饭”，在他的家里，郑先生认识了吴晗、赵九章等大家。郑先生也碰到1947年回国探亲，在钱伟长先生家小住的钱学森先生。留校的这一年，郑先生补习了很多知识，自学库朗的微积分、旁听物理系王竹溪先生和外语系陈福田先生的课。
6年多时间过去，到1955年初郑先生回到祖国时，钱伟长先生正任中科院数学所力学所的主任，郑先生“希望能够做力学研究工作”，就又投到钱伟长先生主持的力学室。
“而知一切皆力之变”，对郑哲敏先生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因为他在大四那一年，改为从事力学方面的研究，而使他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导师
1949年前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很多中国科学大家先后在这里求学就读：赵忠尧、周培源、郭永怀、林家翘等。郑先生1948年到这里的时候，在机械系应用力学小组读硕士，一年以后，他成为钱学森先生的博士生。
年长郑先生13岁的钱学森是1936年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1947年，钱学森回国省亲，将技术科学强国的思想带回祖国。他在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同一题目的讲演，郑哲敏先生就是在清华第一次听了钱先生的演讲。
郑先生为什么在当时能够成为钱先生的学生，有多种原因，“首先我选过他开设的火箭的课程，其次，我当时的同屋是钱学森上海交大的同学、好朋友罗佩霖，罗每个周末都到钱先生家里去，罗对我非常了解，可能对钱先生说过我什么话，那就不知道了。”
郑先生1955年2月回到祖国，钱先生于1955年10月回国。在随后的50多年岁月里，这师生两位一直“如影随形”：他参加了钱学森先生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他成为力学研究所首批科技人员。随后，他作为助手，与钱先生进行中国力学发展的12年规划。后来在钱先生指导下，郑先生实施的爆炸力学学科的建立与开展，这一切，深深影响了郑先生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直到1984年2月，郑先生继钱学森后，出任力学所第二任所长。直到1993年的夏天，郑哲敏在美国访问交流期间，取回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老朋友马勃（FrankE。Marble）教授精心保存的钱学森早期从事科学工作的手稿。后来，郑先生任主编，在和几位同仁共同努力下，出版了《钱学森手稿》一书。
时代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移民局取消了对一批留学生不得离境的限制。郑哲敏先生遂于1954年9月从纽约乘船离美，途经欧洲辗转近5个月，于次年2月从深圳入境，回到了阔别6年半的祖国。在“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中，郑哲敏先生写了如下的话：“回国本是一贯的主张。我们之所以获得教育，直接或间接的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劳动，因此回国服务是不可推辞的责任。同时一个人如果不是在为群众的利益工作，那么生活便失去了意义。”
郑先生记得，钱先生回国后第一次来所便找我谈话，他说，你的研究方向要与国家需求相结合，中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你们搞结构力学的人，应该研究结构动力学，应该研究抗震的问题，所以，有几年，我们就集中精力搞水坝抗震等，一直到60年代初期，这方面的研究被转到当时尚属中国科学院的哈尔滨工程力学所来做。
对此，郑先生曾经在2005年，庆祝力学所成立50周年的一次讲话回忆：1956年1月钱学森给周总理写信提出发展我国火箭导弹技术的报告，不久又对力学所的工作做了再次调整，增加了高速空气动力学、物理力学、化学流体力学、运筹学和工程控制论，这就增加了力学所原来所没有的一些更加基础的、应用范围广阔和国家迫切需要的一些领域。
后来，郑先生根据国家任务要求创建和发展爆炸力学，开拓了我国的爆炸力学事业。他擅长运用力学理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提出了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和理论，并在爆炸加工、岩土爆破、核爆炸效应、穿甲破甲、材料动态破坏、瓦斯突出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郑先生这个时代的科学家，在新中国的大工厂、大建筑、现代化产品、火箭、卫星、原子弹、氢弹等的设计与研制，急需成批的力学人才，并提出迫切的力学研究的理论和应用课题的背景下，学以致用，为新中国力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培养新中国自己的力学人才，为国家解决一批重大实际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