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曾经多次拒绝做官。20世纪30年代初，汪精卫请胡适做教育部长，胡适没有答应。1947年，蒋介石要改组政府，想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胡适也没有答应。1948年和1954年，蒋介石都曾鼓动胡适出来竞选总统，胡适依然拒绝。
应当说这种邀请和拒绝并非时下常说的那种“作秀”。且不说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即使只是“摆设”也能够给人“撑面子”。蒋不仅三番五次请胡吃饭，恳切长谈，还委托胡的好友傅斯年、外交部长王世杰等人劝说。1948年让胡适竞选总统，即使单从蒋的利益出发也确含真诚之意。因为在蒋看来，按照宪法约定，总统并无多大权力，还会受到很大约束，所以不如让胡适担任总统，自己做行政院长更划算些。蒋甚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公开提出总统候选人的五项条件，明眼人都知道那是为胡适量身定做的。
而为了不做官，胡适也是费尽唇舌推辞再三，当蒋终于做出“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勉强你”的承诺时，胡适高兴地对傅斯年说，“放学了！”为了推掉国府委员，胡适甚至“托人情拉关系”。他给王世杰去信，“老兄若能替我出点儿大力，免了我，真是感恩不尽”又几次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向蒋转达自己的苦衷：“为己为国，都无益处。”
有意思的是周围的人居然也不认为当官好，傅斯年就坚决反对。蒋本希望傅能为自己做说客，傅斯年却当即就替胡适拒绝。当怀疑胡适有所动摇时，立即着急地写信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北京大学的同仁甚至联合致电朱家骅，反对蒋对胡的“征调”：“适之先生在北大，对整个教育界之安定力量异常重大。……务请婉为上达，力为挽回”，简直就是坏人家的“好事”。还有胡适那位仅仅读了几年私塾、初通文字的小脚夫人江冬秀，居然也并不希冀夫荣妻贵。总是劝胡适远离政治，好好研究学问，与胡适送别时还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以上种种在今天的很多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与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同，更与现代人“成功人生”的目标追求相悖。想想，那时的知识分子还是比较纯粹的吧。
他们为民族文化的危机而深深忧虑，以再造中国新文化为自己一生的历史使命。他们饱受西方思想文化熏陶，崇尚自由、独立。自由、独立的价值在他们眼中远远高于地位、名声以及金钱、利益，非到万不得已，不肯改变。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如果接受“蒋先生的厚意”，不但“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还会“成了政府的尾巴”。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珍视自由、独立，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信仰追求，而是着眼于国家利益。他们认为，只有保持自由、独立，才能真正对国家有所贡献。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紧要关头究竟有点儿用处。”“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傅斯年一直立志自己参政而决不从政，以保持在野的身份与言论的自由，可以批评政府的弊端。胡适们认为报效国家的方式是：“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所以，他们与政府保持独立，并不是对立。当国家危难之时，他们并不袖手旁观。抗战爆发期间，为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胡适便义不容辞地出任驻美大使。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天起，为国家牺牲了。”
为“保持名节”而不做官，做了官，却看成一种迫不得已的“牺牲”——今天的人们谁还会如此想？即便真有谁会如此说，其中几分虚伪几分真诚怕也难以分辨。总感觉，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人格修养和处事准则，已成为一个时代的遥远绝响，令今人难以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