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
1966年夏天，与以往不一样。一天，吃完晚饭，街坊邻居都在门口铺上席子聊天。西天是晚霞，对门老李家的指着坡下说：“那不是你家老四吗？”四姐穿军衣，扎袖标，腰间还系着武装带，短发齐耳，都认不出来了。
父亲问她：“你的大辫儿呢？”四姐说：“剪了。”
四姐是第一批红卫兵，马上要去北京。
二哥回来，没有红袖标，也要去北京。
四姐十七岁，马上初三毕业。二哥十四岁，过了秋天上初二。
没有几天，母亲下班，我们发现她那个很厚的发髻也给剪了。
父亲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嘚瑟个甚。”
母亲说：“都剪，你不剪，行吗？”
父亲问：“那个银簪子呢？”
母亲说：“给扔了，谁还兴那个。”
第二天父亲去找，在一堆标语里把银簪子扒拉出来了。
后来父母不在了，三姐把这银簪子传给了我妻子。不值什么钱，却是我现在唯一可以触摸到的父母的物件。我也渐老，才认识到，我们都比不上父亲。
关节眼
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
一天半夜，有一辆摩托车从大老远开过来，声音震天响。有人喊我父亲的姓名：“王锡良！王锡良！电报！电报！北京电报！”父亲找衣服，找不到，光着身子开了门。
第一次收电报，父母慌，怕是四姐或二哥在北京闯了祸。父亲四处找剪刀，母亲等不及，用牙给撕开。父亲念，就这几个字：“今天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老人家最最健康，我最最幸福。”
母亲一口把蜡烛吹灭，上炕躺下，骂：“养这么个彪闺女。”
父亲又把蜡烛点上，数电报上的字，说是二十三个字，得六块九毛钱啊。父亲咳嗽一宿，没再说话。
我家那条街，小八家的天京号杂货店先给抄了。小八他姥姥和姥爷，还有他爹妈都在门口跪着，旁边是坛子和账本，还有成捆的绸缎。问他们还藏了什么，不说。打他爹，他爹说了，说他老丈人在鸡窝墙里砌了金条。
第二家挨抄的是理发馆的老田。没抄出东西来。他老婆带着孩子来了，抱一个，领两个。她告诉红卫兵，老田养了个小妖精，钱物都在那里，那里还藏着大烟土。还说那个小妖精住在码头，她可以带路去揪。
那天夜里下大雨，我听见里屋父母小声说话。母亲说：“等老大回来再说，他稀罕。”父亲说：“扔，等不得。”一大早，看父亲打着雨伞，拎着大尿桶，往公用厕所那儿去。
过了多少年，我才敢问父亲这事。父亲说：“就是一台小日本的留声机，隔壁日本人岩源借咱家半袋大米，还不上，1948年遣返，就拿这个东西抵了。不扔干什么？那个关节眼，别说是日本货，就是祖宗也得扔。”
表态
薛老师教音乐，拉风琴。她教我们唱新歌，是《丰收的歌儿飞满山》。
“苹果熟了红艳艳，一篮一篮沉甸甸。红小兵摘果脸带笑，丰收的歌儿飞满山……”
老师问：“哪一句写得最好呢？”
我举手说：“‘苹果熟了红艳艳，一篮一篮沉甸甸’最好。”
老师问：“为什么呢？”
我说：“像真的一样。”
老师问：“像真的一样就好吗？”
我说：“我喜欢真的。”
老师摁下我的头，再寻找举手的。
我前排的女同学梅卫星高举起手。她说：“‘红小兵摘果脸带笑，丰收的歌儿飞满山’是最好的。”
老师笑了，问：“为什么呢？”
梅卫星说：“因为‘红小兵摘果脸带笑’是主题。”
老师抚摸梅卫星的头，问全班：“梅卫星同学回答得好不好啊？”
大家大声喊：“好！”
我没喊。
老师走到我跟前，说我：“怎么不表态呢？”
我低头。老师动员我表个态，我想不出话来。老师跟全班说：“来，咱们一齐鼓掌，欢迎王陆同学表个态，好吗？”
放学铃响，各班都在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老师脸有些变，说：“你不表态，同学们怎么能放学。‘一切行动听指挥’，是不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是不是？看看同学们，大家是在怎样期待你。”
全班同学向我起哄。梅卫星扭过身来，突然向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我站起来，薅过她的小辫，把她的脸摁在桌子上，朝她的眼睛吐口水，口水不够，又把墨水倒在她的头发里。我背起书包往外走，薛老师拉住我，说：“你是红小兵，怎么欺负女同学？”
我说：“梅卫星的奶奶是大地主！”
梅卫星把眼泪抿到嘴里，跟老师说：“我家和我奶奶早划清界限了，我比王陆更热爱毛主席。”
薛老师不说话，擦黑板。就这么放学了。
晚上，我一五一十学给母亲听。母亲教我：“谁咬你手指头，你就咬谁脖颈子。”
后来，音乐课换了别的教师。薛老师被挂上大牌子，挨个班走，流着泪说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帮助她爹做了很多扑克，毒害了人民。
梅卫星一家随着她奶奶一齐被押送到农村。我记得是敞篷大卡车，梅卫星不上车，奶奶去拉她，她狠狠地向奶奶脸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去揪奶奶的头发。
多少年过去了，《丰收的歌儿飞满山》早没人唱了，但我还能唱下来。我把这歌词和乐谱发到网上，不走样，不是希望后人再唱这样的歌儿，而是希望后人能看到我和我们那时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