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嘲笑自己是暴发户。确实，那种变化非常突然，而且强大。小时候住在重庆的江北区，妈妈、爸爸还有两个弟弟，全家五口人挤在一个十三平方米的房子里。妈妈爸爸跟小弟住在里面，我跟大弟睡在外面的过道里，是个上下铺，旁边就紧靠一扇窗户，窗户外面就是走道。冬天的时候，邻居们就会烧那种用煤炭的炉子，煤烟很大，会蹿到屋子里。我们家的窗户糊了一层纸，永远都是烂的，从外面伸手进来就可以拍到我。一到晚上小朋友会伸手进我的窗户，用力拍醒我：“喂，起来了，我们出去玩！”
上厕所要跑到外面的公厕，走三分钟才能走到。我特别记得冬天寒冷的夜里，从被窝里钻出来穿上衣服往厕所去的路上，牙齿不停打战的那种冷。所以到了晚上我就不怎么喝水。那时候很羡慕家里有洗手间的人家，可以在家里洗澡。你知道，我们冬天洗澡要到澡堂里面去，交一毛钱，所以一个星期才洗一次。
在重庆读职业高中，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找工作很不容易。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在夜总会当服务员的工作。于是，白天上计算机职业高中，晚上当服务员。特别羡慕在台上唱歌的人，因为唱了几首歌就可以走，收入又高，时间又短，还不影响学习。我试着对老板说：“可不可以在大家都唱完之后，让我也上台唱一首歌？”老板答应让我试试，没想到我唱得特别烂！第一次尝试失败。我想学唱歌，但没有钱。
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重庆歌剧院的王梅言老师，她教我唱歌以及自信。可以说，王梅言老师犹如我的另一位母亲。不久，我成了一名歌手，可以很从容地在舞台上唱歌。一直到现在，我表演上的态度，做人的态度，都跟王老师说的一个境界有直接关系，她说：“唱歌一定要学方法，要把方法学到非常非常好，然后烂熟于心，到最后扔掉方法，那时候唱歌就是真正的唱歌了。”那是一颗种子，播在我心里。
回头看，王梅言老师在我人生的道路上非常重要。因为她的鼓励，十九岁那年，报考东方歌舞团。结果，我考上了。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之后，我离开重庆，到了北京。
在东方歌舞团，住单位宿舍。能够到北京，并且有地方住，我已经很满足。那个时候很喜欢北京，经常一个人在北京的胡同里乱窜。我特别能走，可以从东三环一直走到颐和园。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长安街上走，看到高楼大厦里的万家灯火，心里突然涌上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有一天，这些亮着温暖灯光的窗子里，有一扇窗是属于我的。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想留在北京，用我的努力为自己打拼一个立足之地。
来北京的第二年，一个跳舞的同事叫我陪他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我只是陪他去，完全没有当回事。那个时候我只想唱好歌，从未想过要当演员。当时那个同事非要让我也报名，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报了名。
命运有时候就很蹊跷，结果他没考上，我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