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长眠于日内瓦。86岁的他知道自己身患癌症后，迁居到他年轻时旅居过且念念难忘的日内瓦。在那里，小他47岁的玛丽亚·儿玉决定嫁给他。她的陪伴给了他一直渴望的平静，他一生求而不得的爱情玫瑰在生命行将成为废墟时开放。他曾写过一首诗《我的一生》：
我总是靠近欢乐，也珍惜痛苦的爱抚。
我已渡过了海洋。我已经认识了许多土地。
我爱过一个高傲的白人姑娘，她拥有西班牙的宁静。
我见过一望无际的郊野，西方永无止境的不朽在那里完成。
我品尝过众多的词语。我深信这就是一切。
而我再也见不到，再也做不出新的事情。
我相信，我日日夜夜的贫穷与富足，与上帝和所有人相等。
不到十句诗，写完了一生。他活了86岁零9个月，大多数时候与苦涩、失败和被忽视为伴，被反复失败的爱情折磨，为不能满足父母的期望而痛苦，在自责和羞愧中度过了许多孤寂时光。他感到命运对他很吝啬，等了太多年，心碎太多次。
他认为，如果人的一生能简化到两三个场景，那么，他的人生场景里绕不开爱情。
二
爱上诺拉·朗厄，是博尔赫斯的劫数。1924年，博尔赫斯结束在欧洲的游学，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结束了一段一开始就被他母亲打压、没什么希望的爱情，第一次遭遇写作瓶颈。恰在这时，他的堂妹诺拉·朗厄以美貌在诗人圈子里出了名。博尔赫斯的蹩脚同行写过夸张的情诗赞美诺拉：“有着梦游人的眼睛，充满悲剧情调又甜美万分。”诺拉有一头红发，行为出格，是个假小子。她14岁开始写作，她幼稚的诗作，流露出寻找去世父亲替代品的渴望。堂妹放纵不羁的行动力和沉浸在丧父阴影下的脆弱感，混合成浪漫的光环，博尔赫斯沦陷了。看到她，他相信灵感的泉水又来了。
“她来了，像吸铁石一样把我这样的铁吸引了过去/她有一头可爱的红发，妩媚，迷人。”这是阿波利奈尔的诗《漂亮的红发》，也是博尔赫斯心中的诺拉。他以为她是领路者，将带领他发现内心超我的诗歌。很快，诺拉在诗人圈里芳名响亮，身份是博尔赫斯的女门徒。一次饭局，博尔赫斯介绍她认识了吉龙铎。席间，诺拉不小心打翻了红酒，吉龙铎靠近她低语：“血在我们之间流淌。”化尴尬为调情，21岁的诺拉动心了。这个文场和情场的双重老手，只用一句话，就让她认定他是命中注定的人。她的斯文而病弱的堂兄博尔赫斯带着她来聚会，结束时，她却跟着吉龙铎走了。
这是博尔赫斯的奇耻大辱。博尔赫斯讨厌吉龙铎是公开的秘密，近视且口吃的博尔赫斯，藐视对方荷尔蒙过剩的雄性气概，两人文学观念更是不对路。更可气的是，他视如珍宝的诺拉，在吉龙铎那儿成了弃妇——她两次被这个情场浪子抛弃。第一次，吉龙铎不辞而别去巴黎。第二次，吉龙铎为了处理父亲的丧事回到阿根廷，进而和她坦白，他在伦敦已有家室，之后他回到欧洲，对她不闻不问，音讯全无。
可怜的姑娘深陷在单恋里。这是一场连环单恋，博尔赫斯不能停止对诺拉的爱，而诺拉不能停止对吉龙铎的爱。博尔赫斯冲动地求婚了，希望婚姻能够让她忘掉悲惨的情事。28岁的博尔赫斯和22岁的诺拉一度非正式地订婚。可是，死了老婆的吉龙铎，居然从欧洲回来了。诺拉的一颗心又一次被折腾得不上不下，但她这次铁了心，堂兄长情的陪伴不能换来她的爱情，为了结束这笔糊涂账，她决定去奥斯陆的姐姐家住一年。
诺拉的抉择让博尔赫斯痛苦，他在思念中写下：“你的声音是爱的声音，充满了爱的力量和辉煌，我已经忘记了那些‘我爱你’的声音，但你的声音把我奴役了。”写出这些句子时，他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会重新得到诺拉的爱。
三
1929年2月，诺拉回到阿根廷，再次拒绝和博尔赫斯维持亲密关系。对博尔赫斯而言，这个打击是巨大的，成了他写作的转折点。6月，博尔赫斯发表了一篇以地狱为主题的文章，探讨苦难有没有尽头。
他在后记里写道：“孤独的清醒就是地狱吧。没有任何方向和清晰的目标，这就是我一生的命运吧。”8月，《圣马丁札记》出版，这是他诗人生涯的告别书。他写了14年的诗，面对爱情的狼藉，他放弃了。之后，他转向散文和评论写作。
爱情没了，写作几乎难以为继。他彷徨了两三年，从1930年到1932年，他写了若干关于小说艺术的评论文章。在《叙述的艺术和魔幻》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小说不是现实的镜子，它是一片“自治的领地”，小说就其本质，“是一种语言手段”。这个观念的确立很重要，他决定通过小说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既是感情的，也是写作的，他要在虚构中找到他作为博尔赫斯的意义。
博尔赫斯的创作路径很受争议，一度被评论为“晦涩的脑力游戏”。
与此同时，诺拉不甘心做心碎的文艺女青年，她决心从博尔赫斯和吉龙铎的影响里独立出来，甩掉“诗人的女伴”这个名号。就在博尔赫斯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时，诺拉写出长篇小说《45天和30名海员》，从此，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学沙龙里多了一位活跃的女作家。时任智利驻阿根廷大使馆文化领事的聂鲁达，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洛尔迦，这些在20世纪初的文坛叱咤风云的男人，都曾是诺拉的仰慕者。有那么一段时间，诺拉、聂鲁达和洛尔迦的桃色传闻传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艺圈。
这些当然传到了博尔赫斯耳朵里，他妒忌得发狂。对诺拉的执念是他迈不过去的坎，几年不写诗的他试着写起英文诗，字字泣血：“我可以献给你我的孤独、我的黑暗，还有我心灵的饥渴；而我现在想用不确定、危险和失败来贿赂你。”可是这改变不了现实，她不爱他，他连当“备胎”的机会都没有。
这段单向付出的苦恋拖了十来年才画上象征性的句号。那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诺拉一大家子决定搬家，而且要卖掉老宅。那座大房子是博尔赫斯的爱情发生地，他和诺拉在那里频繁约会过。有一次他们见面，坐在通往地窖的台阶上，她告诉他，她把地窖当作“一个永久不变的安全之地”。凝结着他刻骨铭心回忆的场所要易主了，这触发博尔赫斯写出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阿莱夫》。小说的潜台词是他对诺拉失败的爱情。男主角爱人去世的时间是1929年2月，那是诺拉从奥斯陆归来的时候，她明确地要求解除和博尔赫斯的婚约。男主角每年去拜访死去的爱人住过的房子，可是有一天，房子被拆了。回忆将成废墟，这时，他知道了一种叫“阿莱夫”的魔法球，可以让人看到整个宇宙的瞬间景象。而这个魔法球不在别处，就在通往地窖的台阶上。
四
爱诺拉，是博尔赫斯不死不灭的欲望，他在《恶棍列传》的献言里写道：“我把我仅存的内核献给她，献给一颗不受时间和喜怒哀乐干扰的内心。”即便当时的诺拉已经是吉龙铎的配偶。他只能抓住对心上人的回忆。
1929年以后，博尔赫斯的很多写作尝试是失败的，他太痛苦了，困在思念中，当局者迷。1940年，他写了《通天塔图书馆》，把宇宙设定成一座图书馆，人类被困在巨大的几何形大厦里，试图找出生命的目的，但一切是徒劳的，生命只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设计。写这个故事时，博尔赫斯沉浸在幻灭中，人生和写作的方向都不太明了。当时他已经写了10年小说，总被非议没能写出像样的情节，被认为是个不成器的小说家。
后来被奉为“先锋圣经”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在初发表时是失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评论界老生常谈地议论这是一部“带着异域色彩的颓废之作”，盘旋在“侦探小说和做作深奥的博学”之间。博尔赫斯雄心万丈，而《小径分岔的花园》终究错失1942年的“阿根廷国家文学奖”。这是写作给他带来的最激烈的一次刺痛，他感到自己被孤独地遗弃在黑暗中，太苦涩了。
两年后，他把《小径分岔的花园》以后创作的6个短篇收成合集《虚构集》，这个书名明白地表达了他长久以来的意图——小说是一种人工的构造体，独立于现实之外。因为《虚构集》，阿根廷作家协会决定特设一个“伟大荣誉奖”颁发给博尔赫斯，以弥补《小径分岔的花园》受到的偏见和误判。颁奖仪式在1945年7月举行，连带一个盛大的晚宴，名利的流光溢彩让博尔赫斯高兴起来，他感到幻想文学将不再是边缘化的文体：“想象的世界之流永不停息地流过我们的世界。”
五
1940年至1942年是博尔赫斯人生的转折点。父亲去世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小时候就和父亲结成奇异又默契的联盟，反抗他那贵族母亲“光宗耀祖”的雄心。他会走上文学这条路，也是追随父亲的步子，尽管父亲一辈子只写了几首诗和一部烂尾的小说《酋长》。父亲死后，博尔赫斯经历了一生中最黯淡的日子，在消沉中，他迷上《神曲》，但丁代替了他不再拥有的父亲。
博尔赫斯相信《神曲》是但丁真实的经历，反复精读《神曲》后，他重燃起希望：写作与经历相遇，而精神之爱实现救赎，他也会找到他的“比阿特丽丝”。在1940年前后，他把感情投向诺拉的妹妹海蒂，当然这份感情的本质是文学实践，并不是男女之情。博尔赫斯憧憬像但丁那样写作，他想写出一部自传式的神话，于是决定修正之前那部不成功的自传小说《通往穆塔西姆之路》。他的目标是：“涵盖我之前所有的作品，对我目前为止所有书做出总结和解释。它将以小说开始，以神话结束。”这部计划的长篇几经修改，延宕了近30年，正式出版时，成了半自传短篇小说《国会》。
《国会》和他父亲的《酋长》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一个强大的首领站在文明和野蛮之间，年轻人的爱情促使首领做出一个决定，而这决定悲剧性地改变了故事的结局。博尔赫斯的父亲临死前，曾希望儿子能代替他重写《酋长》。《国会》可以看作是博尔赫斯用30年的时光完成对父亲的许诺。在父亲的故事里，酋长不能容忍女儿越界的爱情，恋人的激情被比喻成河流决堤。博尔赫斯和他父亲一样，以河流隐喻爱情，但他修复了父亲描绘的破碎田园诗，改写了《酋长》的结局。他以父亲原作的结构，铺展出但丁式的神话，从地狱到炼狱再到天堂。当他为这个故事定稿时，已经是1970年，他突破万千险阻，又一次发出自我救赎的呼喊和细语：他希望书面文字能够照亮生活，写作既是生活的来源，也是生活的终结；他还想重新获得一个女人的爱，她能带他走向自我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