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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这一生什么都得嚼一下

2022-04-24人物

抑郁症也没能阻拦他对吃的热情

拍了二十多年纪录片的陈晓卿,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吃货──他拒绝说自己是美食家,更爱说自己是好吃的人,“好”读四声。

1月,他写了10年的美食专栏结集为《至味在人间》出版。他开始了全国巡回新书分享会,5个月去了13个城市,办了16场,还将去6个城市,再办8场。“这应该是理想国(图书出版方)所有作者里出场最多的一次了。”陈晓卿笑出一口标志性的大白牙。而且,跟大部分作者不一样,他是需要坐班的人,周一到周五,不出差的话,都得待在CCTV那座大楼里,只有周末才能跑到外地去。

陈晓卿说享受这种不带工作到处跑的状态,悠闲又孤独,不知道前面将遇到谁,“而且还有人给出火车票。”听起来文艺得很。但他的微博出卖了他。每到一地,他不一定发分享会的现场图,但一定发本地美食图,食物大特写,有时加点儿制作现场,一连9张,馋得评论里一片舔舌。

大概没有什么能够阻拦他对吃的热情。连2003年得了中度抑郁症,都只影响到了睡觉,丝毫没影响到吃饭。正值“非典”时期,满大街馆子,没一个需要排队,“这我太开心了。”至于危险,“你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怎么还会在乎这个。

至味在人间

2006年,陈晓卿开始写美食专栏,远早于当《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他的吃货史能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7年,他还在读研究生,作为摄影师揽活,拍了第一届中国美食节,那是他第一次参与美食节目。那次,北京稍微像样的饭馆,都是会场,陈晓卿跟着大吃四方。端上来鱼翅,一个灯光师说“我不吃粉丝”,大家嘲笑他连鱼翅都不知道。陈晓卿也跟着一块嘲笑,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1997年认识沈昌文老先生之前,陈晓卿爱吃爱得有点偷偷摸摸。在他从小的教育里,爱吃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节俭、勤劳才是美德,“好吃”是和“懒做”联系在一起的,典型的贬义词。沈昌文教育了陈晓卿很长时间,“比如讲夏衍怎么好吃,丁聪怎么好吃,拼命灌输我一件事——好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沈昌文有一个商务通,里面记载了各个馆子的联系方式和如何点菜。陈晓卿学来了这个方法。早年的诺基亚手机,通讯录里只能存二三百个号码,陈晓卿充分发掘了备忘录的功能,一点一点打字录入餐馆名称、地址、电话、点菜推荐。几年下来,存了四千多条。这个数据库后来又化身为短信,成就了他的江湖传说:谁要是在北京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只要告诉陈晓卿自己的地点、口味偏好,就会迅速收到一条详尽的推荐短信。

再后来,陈晓卿在黄河上吃鱼,吃得太高兴,那台珍贵的手机连同四千多条餐馆信息掉进了黄河里,没有备份,损失惨重。

吃到高兴时,陈晓卿喜欢跟饭馆老板搭讪。不被搭理是常有的事。

几年前,北京华威南路“美味食源”螺蛳粉的老板江南,听着眼前这位黑胖大汉有一句没一句跟自己聊酸笋的颜色、“你们一天卖多少粉”,心情十分不美妙:“你到底想干什么?!”

之后,店里的客人不时会对老板或老板娘说:我是看了陈晓卿微博来的。两口子懵懵的:“谁是陈晓卿?”直到有一天黑胖大汉又出现,自我介绍说:“我是陈晓卿。”

江老板乐于品尝一切食物。“管它臭也好,馊也好,活这一生,什么我都得尝,我得嚼一下。”这和陈晓卿的观念不谋而合。他到每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东西,吃了几十年,居然没有吃不下的。他最喜欢举的例子是,在云南吃傣族人的撒撇——用牛反刍出的胃液拌蚂蚁。主人为表示亲近,先吃半勺,给客人吃主人嘴里掏出来的剩下半勺。

两种“猪笼城寨”

陈晓卿尊崇食物多样化,觉得这应该像生物多样化一样重要且迷人。不过以前,他觉得美味都在民间,在普通老百姓那里。这几年,他渐渐觉得除了穷人,很多富人也在保留这种多样化。比如顺德的菊花水蛇羹,遵循古制,暮春栽培菊花,夏季花期时每日早晚精心护理,初秋择鲜嫩舒展花瓣,配上此时肥美的水蛇。用四五个月的时间成本做一道菜,只能是有钱人才舍得。

他讲起了一种红薯,叫老鼠薯,产量很小,基本被淘汰。但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小时候吃过,很想再吃。“碧桂园的总厨找了一年半,跑遍中国红薯产区,最后在贵州苗族一个山寨里头找到了。因为有这么一个有钱人爱吃,它的品种保留下来了。你说它这算贵,还是不算贵呢?”

陈晓卿还喜欢饭馆的多样化。《舌尖上的中国》走红后,他跟饭馆老板搭讪的成功率提高许多。但还是有不被理会的时候。前几天,吃一家湖南米粉,他给老板娘递名片,说认识一下,老板娘看也没看,直接塞抽屉里。

陈晓卿搭讪的目的,除了聊美食,还想听听厨子或老板背后的故事。他记得,1996年,他第一次去香港,住在CCTV驻香港记者站。那时候外事管得严,不能随便跑,去哪儿都得汇报,特别麻烦。他自己下楼溜达,看到附近一家酒家里,有同事正在吃饭。同事顺口给他介绍这家有一个神奇的老板,他就专门晚上来吃饭,跟老板聊天。老板是1968届外交学院的学生,当时他们班26个人,每人发了一块金条缝在鞋里,派到南美,跟格瓦拉一块搞游击战。没有任何组织,经费就是鞋子里那块金条。经常被打得四散。他还发展了好几个中共党员。后来有一次他受伤了,跑到一个中餐馆,求人家给他治伤,认了那个老板做姑妈,后来没再去参加革命,就在那开中餐馆,学会了粤语。姑妈快死的时候跟他说,把这个搬回香港去。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餐馆。

“我觉得这些都蛮有意思。像电影《功夫》里的猪笼城寨。看起来里面的人很普通,其实都有很高很高的功夫。”陈晓卿说。这个比喻他7年前用过,在《见证·影像志》栏目获得《新周刊》电视节目榜“最佳人文节目”奖时,他用“猪笼城寨”来比喻,栏目里这些为生计所累的伙计中间,不乏武功高强的高手。

陈晓卿怀念1994年拍《龙脊》时的日子。哪怕当年下山的时候,他这个吃货居然得了营养不良导致的肺结核。他现在也能张口说出:“开始拍摄是4月25日,离开是9月18日。”14个小伙伴,在广西桂林的小山村里拍3个小孩子的日常故事,拍了八十多天,时间横跨半年。

在村里,有钱也没地方花。半夜饿了,他们躺在房顶能看见星星的屋子里,开始一人说一个馆子。从宣武门开始,往北说。有人说,烤肉宛,“哎呀那个铁签子拿出来的时候,油还在肉上嗞嗞冒泡。”有人说,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那个担担面啊……越说越饿,更睡不着。有一天,一个摄影从老乡手里买了一条大黄蛇,大家煲汤,蛇皮凉拌,肉不怎么好吃,但是蛇皮很美味。第二天早上,陈晓卿推开门,吓一大跳,门口站一排瑶族老乡,每人手里拿一条蛇,要卖给他们。当地人觉得蛇脏,不吃蛇。

这样的日子再不会有。因为不可能再给你那么多时间,去拍一个小村子。“你得回来上班,你不能一直在那待着。这种类型的项目,后来台里都不会立项。”接下来陈晓卿做了许多年的历史文献纪录片。再接下来,就是《舌尖上的中国》。

“我特别不理解,有人会出自己的纪录片作品集。你是做纪录片的,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太细碎了,是随风而逝的,跟作品无关。尤其对中国人来说,它处于一个非常大的转型期。纪录片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外来工具,最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拍,都是看外国人怎么拍,说的都不是自己的话,就像让我现在用英语写一首诗。我觉得你要说它是个作品,非常非常困难。”他的样子认真起来,“等转到这些年,大家又都因为市场的原因,开始不说自己的话,说观众喜欢的话,就像《舌尖2》一样,更多是观众喜欢相信的东西,那就更谈不上是作品。你会去讲叙事技巧,它离那种真正的真实,或者说可以出合集的那种真实,是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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