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也没能阻拦他对吃的热情
拍了二十多年纪录片的陈晓卿，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吃货──他拒绝说自己是美食家，更爱说自己是好吃的人，“好”读四声。
1月，他写了10年的美食专栏结集为《至味在人间》出版。他开始了全国巡回新书分享会，5个月去了13个城市，办了16场，还将去6个城市，再办8场。“这应该是理想国（图书出版方）所有作者里出场最多的一次了。”陈晓卿笑出一口标志性的大白牙。而且，跟大部分作者不一样，他是需要坐班的人，周一到周五，不出差的话，都得待在CCTV那座大楼里，只有周末才能跑到外地去。
陈晓卿说享受这种不带工作到处跑的状态，悠闲又孤独，不知道前面将遇到谁，“而且还有人给出火车票。”听起来文艺得很。但他的微博出卖了他。每到一地，他不一定发分享会的现场图，但一定发本地美食图，食物大特写，有时加点儿制作现场，一连9张，馋得评论里一片舔舌。
大概没有什么能够阻拦他对吃的热情。连2003年得了中度抑郁症，都只影响到了睡觉，丝毫没影响到吃饭。正值“非典”时期，满大街馆子，没一个需要排队，“这我太开心了。”至于危险，“你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怎么还会在乎这个。
至味在人间
2006年，陈晓卿开始写美食专栏，远早于当《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他的吃货史能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7年，他还在读研究生，作为摄影师揽活，拍了第一届中国美食节，那是他第一次参与美食节目。那次，北京稍微像样的饭馆，都是会场，陈晓卿跟着大吃四方。端上来鱼翅，一个灯光师说“我不吃粉丝”，大家嘲笑他连鱼翅都不知道。陈晓卿也跟着一块嘲笑，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1997年认识沈昌文老先生之前，陈晓卿爱吃爱得有点偷偷摸摸。在他从小的教育里，爱吃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节俭、勤劳才是美德，“好吃”是和“懒做”联系在一起的，典型的贬义词。沈昌文教育了陈晓卿很长时间，“比如讲夏衍怎么好吃，丁聪怎么好吃，拼命灌输我一件事——好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沈昌文有一个商务通，里面记载了各个馆子的联系方式和如何点菜。陈晓卿学来了这个方法。早年的诺基亚手机，通讯录里只能存二三百个号码，陈晓卿充分发掘了备忘录的功能，一点一点打字录入餐馆名称、地址、电话、点菜推荐。几年下来，存了四千多条。这个数据库后来又化身为短信，成就了他的江湖传说：谁要是在北京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只要告诉陈晓卿自己的地点、口味偏好，就会迅速收到一条详尽的推荐短信。
再后来，陈晓卿在黄河上吃鱼，吃得太高兴，那台珍贵的手机连同四千多条餐馆信息掉进了黄河里，没有备份，损失惨重。
吃到高兴时，陈晓卿喜欢跟饭馆老板搭讪。不被搭理是常有的事。
几年前，北京华威南路“美味食源”螺蛳粉的老板江南，听着眼前这位黑胖大汉有一句没一句跟自己聊酸笋的颜色、“你们一天卖多少粉”，心情十分不美妙：“你到底想干什么？！”
之后，店里的客人不时会对老板或老板娘说：我是看了陈晓卿微博来的。两口子懵懵的：“谁是陈晓卿？”直到有一天黑胖大汉又出现，自我介绍说：“我是陈晓卿。”
江老板乐于品尝一切食物。“管它臭也好，馊也好，活这一生，什么我都得尝，我得嚼一下。”这和陈晓卿的观念不谋而合。他到每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东西，吃了几十年，居然没有吃不下的。他最喜欢举的例子是，在云南吃傣族人的撒撇——用牛反刍出的胃液拌蚂蚁。主人为表示亲近，先吃半勺，给客人吃主人嘴里掏出来的剩下半勺。
两种“猪笼城寨”
陈晓卿尊崇食物多样化，觉得这应该像生物多样化一样重要且迷人。不过以前，他觉得美味都在民间，在普通老百姓那里。这几年，他渐渐觉得除了穷人，很多富人也在保留这种多样化。比如顺德的菊花水蛇羹，遵循古制，暮春栽培菊花，夏季花期时每日早晚精心护理，初秋择鲜嫩舒展花瓣，配上此时肥美的水蛇。用四五个月的时间成本做一道菜，只能是有钱人才舍得。
他讲起了一种红薯，叫老鼠薯，产量很小，基本被淘汰。但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小时候吃过，很想再吃。“碧桂园的总厨找了一年半，跑遍中国红薯产区，最后在贵州苗族一个山寨里头找到了。因为有这么一个有钱人爱吃，它的品种保留下来了。你说它这算贵，还是不算贵呢？”
陈晓卿还喜欢饭馆的多样化。《舌尖上的中国》走红后，他跟饭馆老板搭讪的成功率提高许多。但还是有不被理会的时候。前几天，吃一家湖南米粉，他给老板娘递名片，说认识一下，老板娘看也没看，直接塞抽屉里。
陈晓卿搭讪的目的，除了聊美食，还想听听厨子或老板背后的故事。他记得，1996年，他第一次去香港，住在CCTV驻香港记者站。那时候外事管得严，不能随便跑，去哪儿都得汇报，特别麻烦。他自己下楼溜达，看到附近一家酒家里，有同事正在吃饭。同事顺口给他介绍这家有一个神奇的老板，他就专门晚上来吃饭，跟老板聊天。老板是1968届外交学院的学生，当时他们班26个人，每人发了一块金条缝在鞋里，派到南美，跟格瓦拉一块搞游击战。没有任何组织，经费就是鞋子里那块金条。经常被打得四散。他还发展了好几个中共党员。后来有一次他受伤了，跑到一个中餐馆，求人家给他治伤，认了那个老板做姑妈，后来没再去参加革命，就在那开中餐馆，学会了粤语。姑妈快死的时候跟他说，把这个搬回香港去。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餐馆。
“我觉得这些都蛮有意思。像电影《功夫》里的猪笼城寨。看起来里面的人很普通，其实都有很高很高的功夫。”陈晓卿说。这个比喻他7年前用过，在《见证·影像志》栏目获得《新周刊》电视节目榜“最佳人文节目”奖时，他用“猪笼城寨”来比喻，栏目里这些为生计所累的伙计中间，不乏武功高强的高手。
陈晓卿怀念1994年拍《龙脊》时的日子。哪怕当年下山的时候，他这个吃货居然得了营养不良导致的肺结核。他现在也能张口说出：“开始拍摄是4月25日，离开是9月18日。”14个小伙伴，在广西桂林的小山村里拍3个小孩子的日常故事，拍了八十多天，时间横跨半年。
在村里，有钱也没地方花。半夜饿了，他们躺在房顶能看见星星的屋子里，开始一人说一个馆子。从宣武门开始，往北说。有人说，烤肉宛，“哎呀那个铁签子拿出来的时候，油还在肉上嗞嗞冒泡。”有人说，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那个担担面啊……越说越饿，更睡不着。有一天，一个摄影从老乡手里买了一条大黄蛇，大家煲汤，蛇皮凉拌，肉不怎么好吃，但是蛇皮很美味。第二天早上，陈晓卿推开门，吓一大跳，门口站一排瑶族老乡，每人手里拿一条蛇，要卖给他们。当地人觉得蛇脏，不吃蛇。
这样的日子再不会有。因为不可能再给你那么多时间，去拍一个小村子。“你得回来上班，你不能一直在那待着。这种类型的项目，后来台里都不会立项。”接下来陈晓卿做了许多年的历史文献纪录片。再接下来，就是《舌尖上的中国》。
“我特别不理解，有人会出自己的纪录片作品集。你是做纪录片的，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太细碎了，是随风而逝的，跟作品无关。尤其对中国人来说，它处于一个非常大的转型期。纪录片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外来工具，最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拍，都是看外国人怎么拍，说的都不是自己的话，就像让我现在用英语写一首诗。我觉得你要说它是个作品，非常非常困难。”他的样子认真起来，“等转到这些年，大家又都因为市场的原因，开始不说自己的话，说观众喜欢的话，就像《舌尖2》一样，更多是观众喜欢相信的东西，那就更谈不上是作品。你会去讲叙事技巧，它离那种真正的真实，或者说可以出合集的那种真实，是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