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念生
他搬来了一座奥林匹斯山
1933年，罗念生登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希腊，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成了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
在一堂欧洲文学史课堂上，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门”文学，对古希腊文学评价极高。罗念生便尝试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原文《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成为他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
内容深奥、典故繁多……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60多个年头。
抗战时期，在四川乡下昏暗的油灯下，随时有飞机轰炸、到处躲警报、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里，甚至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罗念生却从未放弃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出版了《希腊漫话》《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腊悲剧《特洛亚妇人》等翻译作品。
罗念生去世前，心里想的还是翻译《荷马史诗》，按说这部史诗他早应该翻译，但是他认为自己的知识还不够，还没有资格，因此他等了几十年，晚年才开始翻译。很遗憾的是，命运却不给他时间了。
杨宪益
中西合璧的“神雕侠侣”
在中国的民国翻译家中，有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入川。同他一起回国的，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两人在英国相识，因对中国传统文学共同的爱而结缘，最后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在私塾，杨宪益每次考试，都考第二，从不考第一。老师说，你稍微读一读书就会考第一了。杨宪益却认为，考第二还是第一都没什么区别，能多看书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杨宪益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这种风格最适合翻译中国明清小说。
杨宪益的爱侣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学。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兴趣相投，逐渐走到了一起。因为戴乃迭热爱翻译，杨宪益也不做它想，夫妻俩双宿双飞的做了一辈子翻译。
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牛津入学考试。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钟书则认为，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惟一还可以谈一谈的”。24岁时，他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说。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杨宪益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
丰子恺
以中国诗体来翻译日本和歌
丰子恺虽以漫画及散文著称于世，但其对我国翻译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亦彪炳史册。丰子恺于1921年初春前往日本学习艺术，他对于文学的兴趣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根据丰子恺后来回忆：“记得我青年时代，在东京的图书馆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语》。展开来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来我买了一部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译本，读了一遍，觉得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描写细致，含义丰富，令人不忍释手，读后我便发奋学习日本古文。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为中国文。”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涉及三代人，四朝天皇，经历70余年，出场人物440多人。丰子恺在翻译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类似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全书共五十四回，并根据中国章回小说的习惯，常用“话说、却说、且说”等语。
由于丰子恺年轻时对《源氏物语》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国学根底，再加上在日语及中日文学都十分精通的钱稻孙、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丰译本”一出版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是国内第一本《源氏物语》的全译本，而且也是印量最大的。
杨绛
对文学翻译删繁就简
杨绛不仅翻译外文著作，还自己写小说、散文，创作话剧，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
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堂·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年近五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1961年才着手翻译，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I978年人文社出版。这个译本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万套。
如果说钱钟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译出80多万字，后经杨绛认真的“点烦”，才减到70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儿没有“点掉”。杨绛认为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
傅雷
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提到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或者民国的翻译家，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傅雷。说到傅雷的翻译成就，作为法文翻译的巨人，他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他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伏尔泰、杜哈曼、梅里美等人物。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更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很显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作用于文学，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
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在于他将整个法文的翻译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至今无人能够代替。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有的译本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在准确程度上超过了傅雷译本。但论综合成就，论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现，仍然没有任何人成就超过了傅雷。
朱生豪
没留过洋，却最接近莎士比亚创作
朱生豪决定翻译莎士比亚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那时，中国没有中文版的莎士比亚译作，被日本人讥笑为文化落后，朱生豪怒而把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当成了一项“民族英雄的事业”。
因为时事纷乱，朱生豪的译稿两度在战事中被毁，不得不从头来过，更要命的是经济上的压力。1944年12月26日，得了结核病无钱医治的朱生豪终于被疾病击倒。剩下五个半历史剧还没有译完，就撒手人寰。他最大的遗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但是，他用他短暂的生命为后人留下了精心翻译的180万字的莎士比亚剧本，使自己的名字与莎士比亚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朱生豪的译文是最接近莎士比亚创作的，他的译本的最大特点是文句典雅，译笔流畅，好像是高山飞瀑，一泻千里，读之琅琅上口，绝无佶屈聱牙之弊。这不仅是因为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剧本有很深研究和大量阅读，对莎士比亚有非常深的了解，更因为他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22岁-32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