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9年，我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学生。等到正式上课前3天，我才接到通知，说我被录取了，可以到学校报到。
我第一次碰见钱锺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我们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走到中间靠右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身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重，讲课时口吃得厉害，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边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唰唰地写了起来。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还给了我，然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与我同宿舍的许振德，来人就是在我笔记本上写笔记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锺书，他们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我和锺书就这样认识了。
钱锺书看见我书桌上放着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一书，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就这样，我们俩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锺书友谊的开始。
我们俩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很相近。但他的博学多才与勤奋，是我望尘莫及的。
那年入学时，清华大兴土木。除了扩建图书馆，还建化学馆、生物馆，到处都在盖房子。同时又新盖了一栋学生宿舍楼，叫新大楼。寒假快完时，大楼基本竣工了。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我们搬进了新宿舍。我当时住在一楼朝阳的房间，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的中学同学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即为食堂。锺书住在二楼左翼的房间。他的同乡曹觐虞住在我对面的房间。他常到楼下我对面的房间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我宿舍。因为我这儿离食堂最近，锺书亦常来找我一块儿去食堂吃饭。
我的书桌上总放着许多书和笔墨。锺书来了以后喜欢乱转、乱翻书，看我这儿有鲁迅先生著的《小说旧闻钞》，他就提笔在封面上用篆字写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写了书名。这时我才发现他的书法很有功力。
锺书的性格很是孩子气。他常常写个小字条差工友给我送下來，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我也并不跟他较真儿。
后来，我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锺书就搬下来与他的老乡在同一宿舍住下来。我们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吵嘴。吵完后，他又嘻嘻哈哈的，那位老乡也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
二
“九一八”以后，淞沪抗战开始，日军侵入上海。苏州东吴大学等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京各大学继续上学。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名叫蒋恩钿，是苏州人。她比较活泼，见了大家总是笑嘻嘻的。那时，女同学一般很少跟男同学说话，她是见谁都说话。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锺书告诉我那个女同学是从东吴大学来的，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现在就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这位女同学后来跟我们在一个班上课，她就是杨季康。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锺书给杨季康补课，他们俩就有了交往。
锺书用英文写了一篇《论实验主义》的论文。我当时正在练习打字，他就要我替他把文章打出来。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锺书参加。每次开完会，锺书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群儒”，每战必胜。他告诉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份殊荣的，只有锺书一人。
锺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到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是用学校印的十六开毛边纸直行簿记，读外文书的笔记是用一般的练习本记的。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习惯，看完书立即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在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
三
1932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来给我们3个人照了一张相，那是我们3个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张合影。
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来找我们一块儿去逛颐和园。我们步行到了颐和园，看见有几头毛驴。许振德说：“咱们骑毛驴去碧云寺逛逛吧。”锺书和我都没骑过毛驴，我们俩战战兢兢地骑上去，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转了一小圈，老许提议去香山玩，于是我们就顺便游了香山。还想到八大处，可是到了卧佛寺，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又返回香山。在香山到处乱转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饭店，老许说：“咱们今天浪漫一下吧！”就去香山饭店住了一夜。那时候好像在香山饭店住一个大房间只要两块钱，但是要吃饭，3个人带的钱就不够了，只好每人花两毛钱吃了一碗面条。这就是我们唯一一次在北京的旅游。老许说：“咱们够浪漫了。”又戏称我们是“三剑客”。大概是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因此想起了这个绰号。以后老许就经常提起“三剑客”，也常提起香山的那个浪漫之夜。回首往事，过去已近70年了，老许也已经去世十几年了。1982年他从美国回来约我到北京聚会，我因得请一个礼拜假，而老许只能在北京待几天，所以没有去成。老许到北京本来想重温香山浪漫之游的梦，也落空了。锺书请他吃了一顿饭，他还有许多其他应酬，也没再见面就走了。
1932年5月初，学校里忽然召开紧急大会，说“梅校长有重要报告”。会上，梅校长说：“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昨日我国和日本的谈判已经破裂，决定打仗。跟日本人在北平打仗，我们要坚守北平，所以学校要停课疏散学生。”于是，散会之后，新大楼宿舍外突然间来了许多小汽车和三轮车，大家就纷纷离校了。后来才知道这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骗局，他们害怕大学生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闹学潮。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动乱中马马虎虎地结束了。我们的毕业很凄凉，连毕业典礼都没举行，大家就作鸟兽散了。我与钱锺书朝夕相处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