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著名科学家”是一个要求颇为苛刻的标签。近现代以来，中国能够当得起这个称谓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不少女性在考虑是否要走科学这条道路之前，首先要闯过性别关。
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说男女在各行各业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追溯到20世纪初期——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和石油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婉珍出生的年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则更低。
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她们不仅需要内心坚定，努力争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还需要有和反对的声音据理力争的勇气。
开明、男女平等的家风和雄厚的财力，在当时是女性获得优良教育的重要基石。在这一点上，两位女科学家有着极为相似的家庭背景。何泽慧的父母出自官宦望族，而陆婉珍则出身书香世家。
尽管拥有家庭方面的天然优势，她们还是需要以异于常人的勇气去争取学习机会。例如，何泽慧在早年的求学之路上，就两次险些因为性别问题被导师拒之门外。
第一次是考大学时。1928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何泽慧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她同级的28个物理系新生中有8名女生，但当时的系主任叶企孙主张“女生一个都不要”。《何泽慧传》的作者、科学史专家刘晓推测，或许叶企孙觉得，女生学物理比较难，而且物理系的毕业生将来有可能要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
“但她就是不服输，努力争取，她性格中有很积极的一面。”刘晓用3年时间收集了与何泽慧有关的翔实资料，撰写成书。
在得知可能被劝到其他系之后，何泽慧“挺身而出”，和女同学们一起据理力争：“你们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一个性别条件？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最后，系里只好同意她们先试读一学期。
经过几轮淘汰，最初的28名新生只剩下10人，何泽慧是胜利者之一。没想到，相似的一幕竟然在她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时重演了。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与何泽慧同级的男同学，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都被老师引荐到可以为“抗日报国”作贡献的南京兵工署等单位工作，但女生几乎不在考虑范围。
选择留学德国的何泽慧一定要争这口气。“兵工署不要我们，我自己去找德国军事专家的老祖宗去！”刘晓在书中解释道，这位“老祖宗”就是德国军事专家克兰茨教授——现代弹道学的开创者、“兵工署”的顾问，当时帮助中国筹建了弹道研究所。
一心想救国的何泽慧坚持要学习实验弹道学，请求克兰茨教授接收她，但被拒绝了——弹道专业此前从未收过外国学生，更没有收过女生。
何泽慧穷追不舍。她对克兰茨说：“你可以到中国来当兵工署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克兰茨教授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同意她先以旁听生的身份试试。第一学期结束后，何泽慧便转为正式学生。
她在追求女性平权的道路上又胜利了。
过了性别关之后，若还要在“科学家”之前加上“著名”二字，则是更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有引领某领域科学发展方向的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有服务全局的胸襟。如果说前者是技术问题，后者则是意识问题。
何泽慧的父亲何澄曾亲历八国联军侵华，愤而留学日本。他曾说：“若想中国不受外国欺负，必须把外国的强项学到手，我就是倾尽家资也要送你们出去。”
陆婉珍的父亲陆绍云从小目睹国家贫穷落后，加之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一早就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后来也远赴日本，学习纺织技术。
父辈为了民族富强、国家兴旺所作出的努力深深地印在年幼的何泽慧和陆婉珍心里。数十年后她们成为大科学家，有人问最初是什么让她们对科学产生的兴趣，陆婉珍回答：“大部分是由于科学救国的思潮。”何泽慧则率真地回答说：“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时候就是为国家……”
爱国和有社会担当是彼时成为大科学家的必备条件。但仅有爱国之心是不够的，她们还需要“静默地想救国的方法”——这是何泽慧17岁时经历日本侵华的感悟，也是诸多像她一样的救国科学家奉行一生的行为准则。
为救国，这些“不起眼的小女孩”选择去啃科研的硬骨头。
1940年何泽慧在德国克兰茨教授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而后前往法国与丈夫钱三强会合，共同在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工作；比何泽慧小10岁的陆婉珍在美国知名化学家希斯勒教授指导下于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与石油化工学家闵恩泽结为伉俪，并供职于一家著名的精制玉米公司。
尽管她们已经在国外获得了相对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救国之心从不敢忘。钱三强曾说：“正是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回去改变她的面貌。”
抱着这样的信念，1948年，何泽慧和钱三强夫妇登上了从法国出发的轮船。回国后他们创建了我国首个原子学研究所，双双成为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奠基人。
1955年，陆婉珍和闵恩泽夫妇也登上了从美国出发的轮船，回国后创建了我国首个石油炼制工业研究所，开了我国油品分析技术的先河。
除了白手起家、勇于创新，这两位女科学家还对科技发展趋势有着敏锐的嗅觉和准确的判断力。例如，何泽慧的研究重心从原子核物理、原子能，到中子核物理，再到宇宙线，始终站在我国核物理研究中最迫切需要，也最关键的一线。陆婉珍早年坚持研究的不被学界看好的近红外光谱油品分析技术，如今竟有愈来愈热之势。
褚小立是陆婉珍的学生，曾跟随她学习工作近20年。让褚小立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人不要被物降住。”
尽管陆婉珍家境殷实，但她从小恪守俭朴的习惯。加之幼时受祖母淡然生活态度的熏陶，似乎从没有什么事能够扰乱她的心绪，对于物质生活，更是要求极低。
在褚小立的记忆里，陆婉珍每年冬天的打扮都一样：一件深蓝色呢子大衣、一顶棕色的帽子和一条毛围巾。这身衣服她至少穿了20年。
听说有女学生出门不知道该穿哪双鞋时，陆婉珍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准备两双鞋，在家穿一双，出门穿一双不就行了？人不能被物降住，物应该为人所用。”
陆婉珍认为人生在世要处理好三级关系：最低级别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级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最高级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我们最终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追求。不管外界有什么声音，陆婉珍向来都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平静而坚定。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陆婉珍和何泽慧单纯、平和地度過了干校时光。
传记中写道，谈及挑煤的活儿，陆婉珍总会骄傲地说：“我很有本事，我个儿大，有力气，会掌握平衡。修厕所是项技术活，我做得也可以。”
何泽慧似乎比陆婉珍还要乐观，由于“身体老弱”，她只领取了敲钟、看场等任务，她竟然像在科学实验室测算数据一样将敲钟时间计算得分秒不差，最后所有人都用这个时间来对表。其间她还顺便用自制仪器在荒郊野地里完成了对贝内特彗星的观测。
在刘晓看来，这些科学家早期完整的、长期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已经使她们获得了饱满而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她们心中的追求，多大的风雨都难以撼动。
事实上，她们的人生信条早已被锁定，正如居里夫人给何泽慧和钱三强的临别赠言所说：“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